2014年国家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到2015年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再到2016年末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在此期间的政策变化中，两件事情特别凸显：第一是中国所处在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中国所处的背景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不是旧常态，我们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经济政策的框架。第二是我们对形势的分析对政策的解读必须步入新的话语体系当中。尽管我们总说经济新常态下布局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把很多政策换一种背景、换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成立。所以经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担负智库功能的分析成果的理论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引领这样的趋向。对很多事情如果说换一种表达方法、换一种理解，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对于今年财政领域的政策安排，如果试图用新的理念理解就会看到和以往不同的东西。谈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我们理解为扩张；2015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我们理解就是要进一步加大扩张政策；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利，今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如果延续1998年的理解到今天，我们都会认为今天的财政政策扩张是不够的，实质上如果换一种解读方式，可能就比较恰当的理解它背后的这种政策含义。
第一个数字是今年财政赤字2.38万亿，这是标识财政政策是否扩张的一个最重要的数字。这不是以往的财政收支平衡的结果，而是根据GDP倒算出来的。欧盟有一个指标——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宜超过3%，很多人说欧盟自己也没有坚守，而且很多国家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中国没有必要拿3%当成一个指标，中国把3%这个比率当做一个心理防线来守，每年讲到中国有没有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的时候，总是以财政赤字有没有超过3%来作解释。
另外一个数字是2000亿。2.38万亿相对于去年增加了2000亿，财政扩张的标识不是有没有赤字，而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增加了2000亿。还有一个与2000亿相关的数字就是8000亿。这是地方政府债券，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基金表达的地方政府债券。去年是4000亿，而今年是8000亿；当2000亿赤字又附加了8000亿地方政府基金财政预算时我们就能体会到守住3%的防线兼顾了扩张的需求。
还有一个数字是今年减税降费总规模5500亿——3500亿减税和2000亿降费。去年财政赤字增量5600亿和去年的减税降费规模大体对应着。今年财政赤字增加2000亿，减税降费规模就是5500亿，这两者就是试图减少一部分的政府支出。第一要压缩政府的一般性支出，第二不允许增加三公性质的政府支出，第三压缩非重点的预算项目。实际财政政策的安排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往经济新常态上去靠拢，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逼近，因而绝对不能把“更加积极有效”的意思衍生成“进一步的加大扩张力度”，要用“稳健中性”这样的表达词。我们用新的话语体系来解读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引领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朝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朝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转换。
对当前宏观经济领域的看法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实践做出创新性理论改革。我们都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给予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重视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从需求角度讲，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异常复杂，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日趋强烈。但是经济学总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分析。站在供给的角度，说明我们严重的供给并不能匹配需求，也就是说供给侧是有问题的，具体表现在需求上，深刻的根源是在经济研究的供给当中。然而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师们和研究人员都投入了很多的力量，但是为什么会说供给和需求之间出现了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因为“货不对路”。比如说今天的智库是瞄准了满足党和国家的经济决策的需求而建的。现在看起来，不知智库为何物者做不了智库研究，但是很多人把“出点子、上奏折”当做是智库，实际上不知学术为何物者做不好智库，智库研究需要学术支撑、需要理论支撑。从党和国家有关经济理论的需求角度来看，大部分都可归结于理论方面的需求，而不是现实问题的需求。但是智库在做现实问题分析的时候，做的再深刻也比不上一线的政府管理者，提到对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性的时候，又不如整天盯着数字和屏幕的政策分析员。但是实际上，党和国家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需求更多的体现在理论需求上，比如说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们有许多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统性的理论概况，我们的宏观分析大多还用的是建立在需求管理基础上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理念。当我们无法提出这套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无法指望老百姓能够理解，我们也无法指望决策层能把决策落脚点真正落在供给侧、落在结构上以及结构的推进上。
从2013年11月到现在，税制改革都发生在间接税的减少上，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直接税改革并没有启动迹象。原因是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这种情况下勉强推动改革一定会引起反弹。比如去年和今年营改增，去年1月决定营改增，5月实施，今年又说7月1号开始营改增，税率发生重要的变化。如果换一种研究对象，比如个人所得税，就是把3500块起征点降低50块到3450块，没有等消息发布一下子就会出现搅动。这就是人们对当前的税制改革的方向没有形成高度共识，理论研究没有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再比如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杠杆高不是央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但是围绕中央和地方关系之间的改革到今天还不如税制改革顺畅。我们今后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和形势研究方向有必要把重点做一些转换，从现实问题延伸到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