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我讲两个观点：第一，目前的价量分化以及价格指标之间的分化，背后是什么？PPI上来了，但是没有传导到CPI，PPI上来了，但是投资没有跟上去，体现了现在企业信心还没有恢复。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周期的核心动力，企业家判断现在并没有进入新的周期，就不会增加投资。那怎么看中国何时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拐点怎么看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有一篇文章指出，如果高杠杆率、 生产率下降，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就是缩小的。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外来的改革红利已经逐渐消失，那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哪里？要保持过高的增长，就只有刺激，给地方政府加杠杆，只有货币宽松，只有产生更多的泡沫吗？我们误读了凯恩斯的政策，它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政策，但我们现在把这种刺激性政策长期化，并没有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没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靠这种刺激追求增长，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要重视中央与地方的财务管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投资的贡献远远高于消费，投资的增速对增长波动的影响增强了。而随着制造业投资的持续下降，基建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房地产和基建跟地方政府财政直接关系，所以央地财政关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我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金融因素，而应该是财政因素。中国改革的地区差距这么大，我们原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基础就在于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最早的改革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这个新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做？也需要地方首先试点探索，探索出一套好的经验和路子然后在全国推广。
回顾历史，1991年苏联解体，当时我们提出地方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于是搞了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税的大头划给中央然后转移支付，分税制改革里土地财政收入留给地方；后来04年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扩大了；08年进行以土地财政为杠杆的试点，地方成立融资平台，在预算外举债、加杠杆；14年我们出台了43号文，规定地方政府要融资发债；之后经济下滑，我们放松了这个条件，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引导基金，PPP专项基金又在加杠杆，带来了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后来又有50号文以及87号文出台。后来出现了一个“准财政”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财政问题金融化，第一可能对经济政策有影响，第二可能使得财政风险金融化。原来地方政府的债权现在变成没有任何抵押的债，究竟是什么原因？对市场的潜在影响，大家应该重视。还要注意“一刀切”的政策，中国的政策不能一刀切，要让制度有弹性，反映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有的地方债务风险明显的，应该限制，但是有的地方有一定的加杠杆的空间和能力，就可以去做。
对于未来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整个过程中，稳增长和去杠杆动态平衡必须关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要淡化GDP目标，同时要建立一套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我们要建立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地方政府的财政要独立，要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因素，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另外我们要避免“一放就乱”，要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由地方人大决定，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形成约束。同时我们要借鉴财政联邦式，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只有在完善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关系，给予地方政府税政权，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支出匹配度的基础上，才能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才能解决地方政府金融和财政的交叉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