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参加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个论坛很著名，教育部在去年年底拿财政资金资助了全国所有高校人文社科类的13个论坛，人民大学占两个，这个论坛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一个论坛获得资助，也是本人主持的论坛。

　　　 刚才陈彦斌教授作了非常好的报告，他的观点我都赞成，而且这个报告有方法、有数据，也有很好的结论。杨再平和刘树成教授也作了很好的演讲。

　　　 我在想，中国社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近忧远虑都存在。说到近忧，最近我也赶了时尚，人家要我写博客，我也写了，我写到，从近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从控制通胀到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双重压力，这是近忧。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一双重困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包括了如何缩小中国社会呈现出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包含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命题，因为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不能完成的，也就是说，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过渡到内外需均衡拉动、逐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是难以转型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实际上，中期目标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公平机制的建立，因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起点的水平，2010年我们的人均GDP超过了人均4000美元，所以，建立一个社会公平的机制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中期的目标是非常艰难、也非常困难的。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因为它需要在政府、企业、居民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利益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要大幅度增加居民的收入，要适当减少财政收入，要放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这个比例要做这样变动的趋势。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下，这样的官员绩效考核体制下，这样的目标很难调整，因为地方政府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核心指标，要调整非常困难，但是又必须要推动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完善紧密相关。

　　　 从远期看，中国的增长面临着资源约束和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双重挑战。我把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作为一个长期目标，中国金融体系不能呈现国际化改革、市场化趋势，中国经济也难以为继。因为中国经济要维持20年的增长，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20年，我想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完成了前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仍然通过还尚存在的人口福利和制度改革优势以及我们加入WTO之后的一些制度优势维持十年的高速增长，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怎么办？会不会进入停滞的阶段？会不会像日本那样，20年以后经济停滞？这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为了使中国经济在2020年之后不至于停滞，要像美国那样实现百年增长，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设计一个像美国那样的百年增长模式，而不是像日本、韩国那样的十年增长模式，这其中必有奥秘。我把这个发到微博上，很多人问我这个奥秘是什么？我说你自己想好了。这其中的奥秘有很多，主要的有两条，一是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革命，没有产业革命，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不可能进入到100年的长周期增长，所以必须要推动科技创新。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乃至于产业革命。细细想来，美国100年的增长是由两次产业革命推动的，一个是20世纪初的钢铁工业大发展以及后来的汽车工业发展及普及，推动了美国经济20世纪60年代的大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信息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以至于在20世纪后40年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产业革命可能不完全在信息技术，因为信息技术美国人已经占先，我们可能是在新能源、新材料。

　　　 中国长期面临着资源的严重短缺和中国的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能不能实现的双重挑战，就是要维持百年的增长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现代金融体系，没有源源不竭的金融资源，想维持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的百年增长是不可能的。美国没有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怎么可能实现百年发展？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国际化，筹集了全球的资源，同时使风险在全球分散，它还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从而使得美元的国际化得以延续。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个货币的国际化难以为继，就像日本那样，只占全球3%的比例，而不像美元占65%的份额。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长期面临着两个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克服：一是资源约束模式必须转型，大量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要在全球聚集资源，同时要在全球分散风险。当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宏伟战略目标，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作梦也想不到的，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达到全球第二，当年我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奇迹。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我们眼前面临着很多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过去能把那么复杂的问题克服掉，刚才我说的无论短期、中期、长期所面临的问题和忧虑，也都能逐一化解。

　　　 在此我先讲讲怎么解决近期的忧虑，那就是如何保证通货膨胀不至于进一步恶化以及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这首先涉及到要分析这次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这次通货膨胀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复杂的通胀，无与伦比的通胀，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从体制上看，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中国货币环境的外部性明显增强，我们的经济活动是全方位开放，因为我们加入了WTO，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开放。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的货币体系也开放了2/3，或者至少开放了一半，就是这一半使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大幅度提高。所以，可以明显到这次通货膨胀的逻辑起点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机危机导致了后来各个国家、政府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国家2008年10月份就开始量化宽松，一直到2010年9、10月，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后来进入了常态化或紧缩的政策，而美元一直常态化宽松。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通胀主要是输入性的。这次通胀的逻辑起点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现实起点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过去两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第二级推动力。第三级推动力，最后成为现实的就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给性因素，再加上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这就成了这次通胀的第三级推动力。火箭经过三级推动以后就进入太空了，所以我们这次通胀非常严重。

　　　 货币政策是需要新思路的，宏观调控是需要新视角的，很多人看不懂现在的货币政策，从总体上我倒是赞成现在的货币政策。面对这样的通胀，货币政策首先要采取数量供给，数量供给是优先的。盘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而易见要通过对冲，往哪里对冲就变得非常重要，前两三年有人发表了池子理论，就是看到了这次货币放量是要数量对冲。我本来不赞成过快过多地提高利率，我不认为这次治理通胀有多大的作用，因为提高利率本身客观上会带来更大的外汇占比，它比提高利率所收缩流动性要大得多。这次货币的调控机制是退居次要的，而教科书上说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态化工具，这次把它放在不常态，我们的常态化工具是存款准备金率，在最后要进行央行票据的微观调节。央行票据主要是起导向性的作用，起到资金价格的发现作用。在这样的配置下，这次货币调控机制的基本方向是对的。货币政策本身不能对供给发生多大的影响，期望货币政策既调节基础又调节供给的想法是错误的，它对中国的货币方向有一个不太好的表现，就是把货币的功能无限放大，我们的财政政策基本上不起作用，这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财政政策要发挥作用，通过税收政策等等手段来刺激供给的增长。这是一个政策的架构。

　　　 当然，在这种政策的架构下，虽然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货币政策操作过于频繁，过于急于求成，试图想明天就降低CPI，这怎么可能？在座各位都知道，货币政策的操作怎么也得3到6个月才会在价格上体现出来，过于急于求成会为后续的经济埋下潜在的风险，使得未来的经济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出现某种幅度的大波动，这样下去，可能到今年8-10月，我们又要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来看，中国的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从马克思时就说，经济的短周期是四年，而在中国，经济的周期是两年，第一年增长，第二年控制，第三年又要刺激，就这样非常非常短，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缺乏前瞻性，这和急于求成、急于见效有关系，而且不知道如何在现阶段实现通胀、CPI和经济增长的动态调整，没有这个概念，仍然是静止的。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CPI上涨基本是常态化的。我们虽然不愿意讲，但是这个事实存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一是经济净值的提升，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第三就一定是价格水平的上升，只不过居民的收入提升会超过价格的提升，所以想指望CPI很低，甚至是负的是不现实的，我们整个的宏观经济视野要不断调整，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和CPI增长要有一个很长的动态区域，这就需要对中国经济环境内外有很深入的把握，才能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功能被无限放大，我很担忧。

　　　 总的来看，我们解决近忧还是要在控制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中找到一个科学的、动态的、稳定的增长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