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前面几位嘉宾已经就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解决手段提出了非常好的见解，我不再赘述。

　　　 我们分析当前的通货膨胀，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抓住目前通胀的本质以及这一轮通胀从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上看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原因和独特的新现象，否则，如果这一轮没有什么新现象、新机制、新问题，都是一些传统问题、传统现象的话，我们就按照以往治理通胀的模式来治理它，用不着在这里大家讨论，各抒己见。

　　　 我们想，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抓住到底这一轮通胀有什么样的新现象。有什么样的新现象呢？我们只要与国际上，特别是与中国历史上的通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系列的新现象。比如陈教授已经总结了的，目前CPI过高，但是价格满意度却很低。去年的CPI是3.3%，从1978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平均CPI是四点几。目前的CPI比改革开放30年的CPI平均水平还要低，但是我们却认为通胀的问题已经了不得了，民众对于整个价格的满意度已经达到十年的最低。这种现象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当然，这种现象是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全世界人民的通胀满意度都大幅度降低。目前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着通胀，全世界也一样，超过4%通胀率的有十多个国家，我们只是这十多个国家中中偏下的水平，特别是我们看到的新兴市场国家中，比如越南12.%，印度8.5%，巴西5.7%，俄罗斯4.7%，在金砖五国中我们的3.3%还要处于最底部，好象还不错。我们的社会满意度很低，再看看中东和北非的国家，由于失业率高居不下，带来的不仅是社会满意度的降低而是国家的动荡。在这轮通胀中，世界人们对通胀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发现，这是人类历史在一种真正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环境里所出现的一轮普遍性的全球性的价格上涨趋势。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用国际视角来看待的。通胀的压力以及人们对通胀满意度的大幅大降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共性。因此，我们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找到这个事件的共性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新现象。

　　　 第二个新现象，我们会发现，从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CPI在上涨，并且大家上涨的预期也很快，但是我们的核心CPI，也就是剔除食品和能源的价格，却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同时，我们的GDP评鉴指数也一直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产出缺口一直维持在-0.5—0.5%的区间。这样来看，我们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平衡的。但是为什么CPI在上涨，同时人们还相信未来的价格还会涨？这就会形成另外一个冲突，即全世界的预测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会下降，但是同时又会预测CPI会上涨。这种背景又从何解释？这是我们又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这里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第三个新现象，我们以往认为所有的价格都应该是从上游向下游进行传递，从PPI向CPI进行传递，CPI从实体经济的高涨向金融领域进行传递。但是如果从分析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传递顺序在这两年中好象并不存在，甚至被逆转了。我们看到的目前是由于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的上涨引发PPI的上涨，同时又发现，特别是防地价格的持续高涨引发了一般的CPI上涨。因此，这里的这种反向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

　　　 当然我们还会看到第四个方面，从以往的计量可以看到，中国的CPI与国际的CPI同步性是很差的。最近发现的一个现象是，从2007年开始，我们的CPI与全球CPI的同步性，特别是与OECD国家相比，2006年以前的相关性是0.17左右这几年已经达到0.7左右。如果我们再把世界各国进行分类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步性进一步加强，达到0.8%。这种同步性是因为我们全球化的结果吗？是贸易的全球化还是经营的全球化？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另外一组数据就能发现，农产品总体贸易依存度这些年中并没有什么变化，当然大豆除外，大豆、玉米、小麦这样一些大宗农产品整个贸易依存度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我们的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同步性基本是亦步亦趋。这里面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机制导致我们在贸易依存度没有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价格的联动性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因素就是金融的环境。

　　　 这些思考会触及到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思考这些新现象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些新的视角。第一个视角就是我们需要国际的视角，第二个视角是我们需要一个政治、社会的视角，第三个视角是我们需要一种体制、制度的视角。

　　　 第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遗症所形成的这种振荡，第一波振荡就是我们所讲的金融危机的余波所带来的越南金融动荡、韩国金融动荡、迪拜金融危机、冰岛金融危机以及南欧五国债务危机，这可能是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但是还有一次振荡正在产生，即全球进行治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或者说基础货币过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世界中产生了三种层次的分层，第一个层次就是欧美，欧美的金融危机来源于它的金融层面，它们所呈现的现象是目前GDP增速依然较低、CPI较低，英国除外。欧洲OECD的物价水平今年依然在一点几的水平，美国也如此。这是第一个层面，但是这个层面恰恰是整个全球流动性的源头。

　　　 第二个层面是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所呈现出来的是GDP的高速增长以及通货膨胀、物价水平的高速回升，比如越南达到12.7%，印度尼西亚是十点几，印度是8.7%。这些国家增长也不错，但是通胀也很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经济危机，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些国家都在2008、2009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比如俄罗斯、印度，我们经常会骂我们国家怎么样，我们9.6万亿的信贷规模很高，导致M2增长到接近30%的水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不算高的，最高的是俄罗斯，M2达到36%，印度也达到接近30%的水平。我们最后一看，新兴市场国家好象都犯了同样的病，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通胀的问题。但这还不错，增长速度不错，有一定的通胀，但是最惨的就是第三层——其他发展中国家，它们是低GDP增速，高通货膨胀。比如非洲的国家、中东地区，这些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动荡。我们认为，这种动荡是这一轮金融危机和金融救助中间所产生的很强烈的余波，这个余波就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食品严格或石油价格，特别是最初这一轮食品价格的暴涨所带来的情况。这些情况直接带来这些本身社会结构很脆弱的国家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由此我们马上回到第二个视角——政治和社会视角。我们马上发现一个问题，这一轮通货膨胀对于那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非常脆弱的国家会代理一些非常强烈的冲击，虽然CPI可能并不高，失业水平也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彰显，但是它所带来的这种社会和政治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前所未有很重要的就是几个全球化：第一个是金融的全球化，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信息的全球化、舆论的全球化。通过这两种全球化我们发现，人们的通胀的容忍度发生重大的变异。同时，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也发生重大变异。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一点而单纯地以以往的视角来处理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确会在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上出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国家的故事可能并不像中东或北非、非洲这些国家的故事那么差，因为我们的增长还不错，就业状况好象比2008年要好得多。但是，如果中国的故事再往前延续，我们的经济增长又下来，而我们的通胀没有治理清楚，可能我们的故事向世界趋同就指日可待。这就是刚才毛教授谈到的，通货膨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势，因为方法不恰当，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增长的问题，这样可能带来的问题是更严峻的问题。
　　　 我们的主报告中谈到的民生的角度就是一种政治社会的角度，按照我们的测算方法，部分基尼系数在2008年已经达到0.503的水平，超过0.5，已经表示整个通货膨胀带来的偏向性的冲击达到一种很高的高度，这是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降低的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很重要的社会舆论，边际财富价值在社会学中得到了很重要的体现，我们不要忽略10%的低收入人群他们的通胀容忍度带来的降低的影响。

　　　 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体制的视角，按我们讲的，虽然宏观是稳定的，但治理通胀的首要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它有泡沫化、国际化的新鲜价，泡沫化中很重要的就是流动性的回收，但是流动性是不是说回收就能回收？不行。我们发现，中国的货币是内向型的，M2到底增长了多少？今年的信贷到底贷出多少？是不是人民银行说了算？不是。是不是决策者说了算？还不是。最后发现是谁说了算？第一，投资说了算；第二，出口说了算。再演变成对中国信贷增长影响最强的是谁？发改委、财政部的影响比人民银行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发改委是管我们的投资的，财政部是管投资的，这些口没有节住的时候，我们简单地谈货币政策的操作就会有问题。

　　　 我简单地讲，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我们第一是要关注新现象，第二是要关注新机制，第三是我们要想一些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