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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企业创新的投入取决于企业的信心


     宏观经济论坛讨论创新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创新应该是宏观问题。我们宏观论坛研究,也不是研究企业的行为,而是在国家政策宏观面研究创新。我们讲到创新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关注的是国家层面、政府层面的问题,所以回到创新的本质,从经济学宏观方面来看,还是要回到制度建设。所以在整个国家创新机制设计里,很大一块是关于政府、企业和个人,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展开的时候,是我们这次报告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政府层面考虑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的要素,非常重要的一个,或者说一个结论是大家基本上认可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结合。我们讲有限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限政府”,整个经济体制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什么都管的政府不是市场体制所需要的,那就应该是“有限的政府”。而中国的政府更应该是“有为政府”,这也是这几年国家经济发展所得到的重要的经验和结论。谁是前提呢?什么叫“有限的”,多少叫“有限”?我的理解“有限”首先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规范政府部门带整个经济活动领域中它的行为,它的活动范围,它的活动方式。“有为”应该讲清两件事,一件事是在政府直接作为的领域,另外就是绩效考核是不是有结果。两件事情,有限是前提,只有一个有限的政府前提下才能够比较好的发挥市场经济体制作用。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是一个难题。

宏观经济研究基本是为政府出招的研究,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关注政府怎么办,而没有在关注“政府不应该怎么办”。现在问题是有多少情况下政府的行为在创新领域里是无效的甚至是负能。我们讲创新机制,政府的机制大,是不是创新就小呢?是不是政府权利使用上,对创新的判断上,对创新的支持上大的时候,是不是社会效益就下降了呢?这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话题。限制政府的甄别权,是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关键,因为这个甄别权其实也是国家政治体系改革的关键,因为这个甄别权最终属于公务员,单独个别公务员的甄别权,也是中国腐败层出不穷的原因。我认为,一个有限的政府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政府,法治政府,首先是限制政府的行为和规范政府行为。

从创新这个层面来看,创新的行为应该是在企业之间进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对企业的判断还是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大部分企业处在什么状态?有人说处于非常好的状态,有人说非常差的状态,现在中国的专利申请到了非常好的程度,中国企业的科研投入也在全世界发展最快。应该说随着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引导,我们国家在创新方面是有所进步的。模仿其实也算,因为这一轮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的新技术革命,归根到底没有发明家,不像以往的工业革命,现在很少有了不起的技术突破,都是企业家、大资本家。世界的10大企业中有6家是互联网企业,其中2个是中国企业,商业模式就是原油产业的整合,就是产能。

制造业还面临种种问题,制造业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经济的现状还是不错的,首先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企业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去年讲防风险,我们讲防风险应该成为经济工作的双底线思维的前提。首先,中国具有相当的防风险能力,在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企业有了相当的积累,中国的企业家有了相当的能力,中国有相当的国力能够应对危机。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蕴含于危机之中。它们是在不断的应对危机中,危机不断的爆发中,不断的转化中得到发展,所以中国来一场危机没有什么可惧怕。

对企业来讲也是这样,企业的创新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当中,这一轮调整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有自己的创新,都有自己的产业升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另外中国企业还面临大的需求和消费升级。中国的财富积累,短板包括货币的制造,货币发行量大,让人觉得整个社会上货币是充裕的,中国在全世界的消费、旅游的购买力以及房地产的价格,这都是居民消费能力上升的标志。消费升值,产业转化,更多的是以能为本,跟能相关的消费,比如说教育、医疗、旅游,这些都是大健康领域的发展,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强大的机会。过去我们分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带来的经济增长就是3%左右,每一个城镇化的转变率就带来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

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是个收获的季节,尽管遇到很多的困难,跟全世界比中国的困难不大的,即使金融危机时期,在反危机的压力下才奠定了这样一个地位。2009年,我们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超过日本。2011年,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5年,我们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资本输出国,对于我们来讲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机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由一个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输出国的时候,中国企业面临的新机遇就是国际化、全球化。现在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及少数企业的不理智行为,导致了现在在整个企业化方面遇到一些压力,遇到一些阻力,但总的来看也是企业的机会。比如,对于海量企业家移民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包容心鼓励资本走出去,即使现金出去也没是可以包容的,因为我们以前的移民都是带着劳动力和双手去的,现在终于可以带着资本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会在全世界形成一个新的华侨资本。所以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新看待企业家们带着钱出去。

对我们来讲这都是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机会。但是问题也不少,就创新主题而言,企业创新方面的投入取决于企业的信心,很多企业在这么好的形势下的信心问题,最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产权保护。去年中央发了关于产权保护的文件,也提出了论断,给企业一个定心丸。但是发出文件的背景是民营企业资本产权受到了一定冲击。近期来看中央这份文件落实还需要继续加强,当年邓小平时代改革时期的社会风气使得整个企业界信心疯涨,而我们现在要对违反国家政策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第二个问题是司法。我们需要关注这样的危险,银行和企业的行为也应该属于民事行为,应该由当事人双方通过法院裁决,我要呼吁降低公安侦查机关在整个经济民事纠纷当中的作为,因为这成为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被违法关押的途径,这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从企业角度看,还要看企业面临的问题:负债问题。我呼吁过把企业提高股本率作为国家战略,过去讲企业融资要用间接融资转为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包括债券市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所以我提出加强股本融资。我们看发达国家的企业,其实银行的很低,主要靠股本。早期的企业融资时,股本融资应该是为主的,就是低价卖股,高息借钱。银行业就是要做风险控制,不应该为企业买单,所以企业要走自己的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本融资的道路。

这几年下来国家的基金业,PE基金发展迅速,私募发展对于企业发展也有帮助。但是最近在金融监管的大框架下,领域里有诸多冗杂的监管措施,比如投资一个私募的PE基金,要录像,要填报家庭信息。我们应该鼓励私募的,私募不是公募,也要监管。反过来说放松监管和过度监管在这个事情上很重要,导向也是很重要,冰山一角来看我们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协调的政策鼓励企业加强股本融资。

所以我们讲企业本位的时候,要回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回到创新来看,我们就是要回到创新的社会关系来看,也要高度关注创新的资本供给。深圳作为一个没有名牌大学的地方,能够产生深圳的奇迹,值得我们研究。深圳首先有很好的资本,另外深圳有很好的创新制度的研究,这些创新制度有效的弥补了深圳本身在教育科研方面的不足,使得他们可以配置全国的资源。所以深圳经验的研究、剖析,可以帮助我们在研究创新体制方面有实质性的、有成效的思考。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