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刘尚希认为，当前我国需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

第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要有新的理解。2008年，我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与现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内涵上，过去 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拉动增长，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稳住增长，要拉动经济增长毫无疑问需要财政大规模的扩张，而稳住增长不一定必须要大规模的扩张。 当前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作用在结构上。二是内容上、实际上，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靠投资，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依靠减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侧 重支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侧重收入、降费减税。三是赤字性质上，以往更多是扩张缺口形成的扩张性赤字，当前的赤字更多是因为减收减税形成的减收性赤字，从 量上来看没什么区别，但具体的含义不同。

第二，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转向。一是从准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的政策。

从结构性的政策转向看，准量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三驾马车”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把财政的变量切入到“三架马车”中，很显然仅仅依赖这个框架解决不了中国当 前的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但这个框架还在构建中。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实际上是新的政治经济学，对当前政策或者 改革的理解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来，我国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改革的新时期。改革新时期的整个目标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各项改革各项政策都 应当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下考虑，否则很难形成共识。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改革的总目标联系起来，实际上就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 重塑，将结构性财政政策放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下来看，应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国家治理 结构的差异就是体现在对这三个维度关系的处理和构建。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仍存在着政府缺位、越位甚至错位的问题。比如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监管的方面存在着缺位，消费外流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监管不到 位，这导致供给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和逆向淘汰，使得供给不能及时的跟上消费的转向升级，导致消费者缺乏信心。消费外流实际上是消费者以钞票的这种方式投 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其中有市场的问题，但政府监管是更重要的方面。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解决政府的问题，缺乏科学严密的监管体系和高的标准，很难改善供给侧 质量及实现有效供给。而政府与社会关系维度，实际上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改善民生是只考虑眼前还是考虑可持续性，对财政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政 策在支出标准上尚缺乏整体的考虑，比如说工资和退休费的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和完善。

从经济社会的政策转向看，这意味着财政的内涵就不仅仅意味着是经济的手段，而是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体现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总之，当前结构性的改革应回到国家治理结构框架中来，财政政策与这一点是紧密关联，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