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教授：
各位来宾，早上好！很高兴每次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有很多的收获，今天听了曹老师的报告特别有启发，特别是提出来在SDR后期，也就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然后你又是第二大经济体的条件下，我们宏观调控的整个目标、框架、政策组合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刚才陆局也讲了我们现在主要政策框架可能是1993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框架。实际上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也有些改变，我印象里面从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开始，在原来四大目标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结构性目标，我们提出来节能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的目标，包括一些研发的目标在我们的宏观调控里面出现了。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也把金融稳定的目标考虑进去了。但是，当时我们的市场机制、开放程度没有那么高，金融对外融合度也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当时金融稳定还不是一个主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这五年，我们在做年度计划的时候，除了经济增长、就业、物价、进出口，我们把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指标放在里面去，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政策框架既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短期，经济学意义的短期就是要素的配置短期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短期主要通过需求政策。我们一旦把结构性指标放在宏观调控目标里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要通过一些微观主体的要素、价格的配置，使得要素重新配置，带来一些结构性变动，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政策框架。
曹老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考虑到去年我们加入SDR以后，整个金融体系融入大市场以后，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重新构建我们宏观调控体系，这时候金融稳定性就非常重要，曹老师刚才反复讲了。这里面这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框架之下我想再加一点点，我们过去搞的市场经济，包括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加上我们的结构性目标，我认为那个时候的经济还是可以用商品经济替代。商品经济什么特点呢？大家都知道工资是刚性的，价格是黏性的，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过程当中尽管也有困难，但是他给调控留下来足够的时间，这个时候理性预期，我们在做我们价格模型的时候，我们的理性预期，预期价格是怎么波动的，我们甚至预期到商品价格等等做到模型里面。这个时候宏观调控的预期是零预期，中央财政也好、央行也好，你的政策越能改变我的预期越好，实际上就是我告诉你不让你预期到我做什么，通常政策出来往往发挥很大效应。所以过去央行的做法，包括最早格林斯潘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理解我的政策你就理解错了，如果你没理解我的政策就理解对了，他就是这样的调控模式。中国我认为这几年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对市场平衡的不好。如果我们加入了SDR以后，金融市场纳入到我们目标调控里面，金融市场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价格瞬间就改变了，不是刚性，也不是黏性的，瞬间就改变。这时候如果用传统管理预期方法再管理我们的宏观经济，我们就发现问题层出不穷。去年8月11号到今年1月份，我们稍有波动就带来市场巨大的波动，这个时候的规模效应也好，溢出效应也好，全出来了。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概念呢？除了设计好我们政策框架以外，调控目标、调控工具以外，现在怎么管理我们的预期，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记得今年1月份汇率这么波动，我当时说需要周行长出来给市场做一个交流。所以周行长在财新杂志上那个文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告诉市场到底该怎么做，不能沿用原来格林斯潘的做法，说你听懂了就是听错了，听错了就是听对了，要给市场比较明确的预期，告诉市场我在干什么事，引导这个市场的预期，这是我们在未来做宏观经济框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曹老师刚才说这是非常大的工程，后面政策框架怎么设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曹老师的报告指出了非常高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学习经济学的，我们的研究还要进一步做下去。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以后的预期，在我们的价格模型里面，这个预期到底怎么放？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到底怎么说？我们觉得面临很大问题。我们单位是做数量经济分析的，后来我们发现这几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我们的模型框架里面没法再做了，所有的这些都取消了。大家唯一解释就是预期，预期是怎么形成的？特别是对金融这些行业的预期是怎么形成的？过去我们讲的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解决商品市场的时候还管不管用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的。
第二点，结合这个政策框架，实际上刚才何帆也讲了，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目标，何老师说的很清楚了，可能把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往后放一放，把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再加上结构性指标，可能成为我们未来调控的主要目标了。这个思路我觉得基本上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包括今年马上开的两会，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思路。为什么这么讲呢？当然我也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目前在讨论我们短期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多问题确实理论上解释不清楚。刚才何帆老师把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强调了服务业比例上涨以后的作用。但是谈到价格的时候，我非常纠结，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结构性通货膨胀，还有人讲现在有可能出现通胀甚至滞胀，结构性通货紧缩有可能演变成滞胀。还有人说现在我们结构性通缩正在演变成全面紧缩，就是中国这么一个现象，我看到分析的是有两种不同观点。再深入分析下去，确实这里面有矛盾，矛盾在哪呢？第一，我们看到这几年包括我们楼继伟部长一直在呼吁，就是过去五年中国的工资上涨幅度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大家在座学经济学的都知道，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一定带来成本推动性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不看结构，但是这里面也可以有结构问题部分解释价格上升，但是对全面价格上升解释不了，就是通货紧缩也好，结构性通货紧缩也好，怎么解释？这个里面隐含两点，我们做生产函数就知道，劳动生产率下生之后，我们假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劳动生产率超过的工资上升，第二个是劳动生产率本身在下降，经济增长在下降，反映出来生产函数是什么呢？资本产出在下降。第二，劳动生产率也不高，大家说现在用机器人代替劳动，既然投资产出是低的，为什么还大规模投资？
第二，M2和M1的问题，过去我们做M2和物价方程关系的时候都知道，货币投放之后半年对经济开始发挥作用。第二，M2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关系，超过现价GDP四个点就行了，因为有个货币化的过程。前几年我们看M2超过GDP多少？已经七八个百分点了。从需求拉动的角度来说也没有通货膨胀，还在通货紧缩。另外，过去还有一个解释，就是M1对物价影响远远超过M2，过去我们也用M1讨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M1已经涨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今年一季度已经超过18%了，还有人说我们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这时候我们把价格稳定住了，我们政策到底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要有效益，我们的投资要有收益，现在我们的投资没有收益，我们用什么政策框架来实现这个问题？我现在研究很纠结，我说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从传统经济理论解释，唯一解释的是什么问题呢？现在中国主要问题真不是一个需求问题，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参加了中央财经工作小组第11次报告起草，我们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实在解释不清楚了，主要的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第二，我还提供一个案例，什么案例呢？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其他世界上主要大国比，包括一揽子货币里面国家物价相比，我们也发现这个规律，像美国、日本、欧洲他的CPI基本上是零，个别是负的，今年1、2月份美国核心通胀快接近2%了，但是不考虑这个，跟咱们CPI一样的统计，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在零左右，他们的PPI同样下跌了大概3%左右。我们国家是什么概念呢？CPI在1.5%-2%的水平，我们PPI下跌幅度是多少？5.2%，现在是5.7%。由于全球经济不好，全球贸易价格一致的话，CPI的零对PPI的3.2%，可能是全球现象。按照这个规律，我的CPI是2%，我的PPI是负1%可能是一个现象，但是多出来这个怎么解释？我们输入型的是多大？去掉出入型的就是负3%，和美国、欧洲、日本一样。超过这些是什么呢？就是结构性问题，就是要去库存、去产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去杠杆怎么去？曹老师和何老师都在讲，去杠杆甚至是稳杠杆是更好的说法，但是我们当时起草文件，我们理解是降企业杠杆，就是企业负债率太高，我们企业负债率现在160%，你的利润只有5%左右，企业利润基本上就还息了，没有能够发展经济了，实际上应该加中央政府甚至地方政府杠杆，来降企业的杠杆，这么理解就对了。所以，我自己还是强调是不是还是应该沿着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企业的杠杆，同时补这个短板的思路，来设计我们现在的政策。这个政策我觉得大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曹老师说的一样，短期怎么弄、中期怎么弄、长期怎么弄。我们和曹老师讲的时间上没有太大的冲突，设计了一些政策取向出来。到了最后的政策取向来，大家殊途同归了，更多的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的问题还要考虑，没有那么大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通货紧缩会演变成全面通胀，还是继续演变成全面通缩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仅仅局限于看PPI和CPI，看GDP。这个时候资产价格怎么纳入到这个框架里面去？如果把资产价格纳入进来，我们看到我们的泡沫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严重的，这两个星期，大家看到北京房价涨幅超过我的预期，就是一两个星期涨幅接近20%。原因是什么呢？陆磊刚才没讲，我自己的解释就是美国经济没有原来预期那么好以后，有可能资本又回流到中国来了，只要回流过来，我们的资产价格泡沫要出来。这些问题就是国际上的协调，或者20国首脑会议要讨论这个政策的设计，要讨论结构性的改革，刺激经济增长主要的政策框架，短期之内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要管住到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我看到昨天20国首脑会议上楼部长的讲话，在20国范围内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形成共识，短期政策可以形成共识，中长期结构性政策很难形成共识。是不是往这方面进行一些研究，以邻为壑的政策大家还是在做，因为伯南克讲了谁先贬值货币，谁的经济先复苏，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