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位嘉宾对于整个财政问题和宏观形势进行了一些深度的解剖。我要提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目前中国在结构调整上面，这种市场主导型的模式已经全面开启了，因此我们政府在目前结构调整里面陷入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他老想在这方面发力，但是老没有找到一个抓手，老想看准下一步结构调整的方向，但是这种方向却老是犹疑不定。导致他在认定的方向用力过猛，但是在可能的方向用力不足。因此，我的观点就是市场转型已经全面开启，政府很重要的就是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市场，顺应市场的调整就可以了，不要主观臆断未来可能的方向。而我们进行这个结构调整的核心要点依然在结构性改革上面，而不是在具体的一些托市政策上面。
　　　 为什么这么谈？我想讲几个要点：第一，我们看到从2008年以来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很重要的导致中国的一个基础性价格发生变化，也就是中端、低端、高端相对工资的调整，使我们低端产业劳动要素价格急剧上涨。这个带来的结果，一个是我们以往构建的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要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产业会出现漂移。第二，我们产业会在区域中出现重大变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梯度转移会加速，这个现象我们会看到这两年是非常密集的。所以，我们所测算的中国的GDP中心、投资中心、消费中心，所有这些中心都从我们的东南角向西北角进行漂移，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从2012年以来，我们的制造业PPI一直是负增长，三年持续负增长，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服务业保持在2%以上的价格上涨，已经持续了五年。这里面一个重大的相对价格的调整，也就是我们服务业和制造业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已经持续四年了。这个调整所带来的背后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收入上台阶，比如我们人均GDP基本在8000美金左右，按照PPI测算已经超过一万美金，这时候整个消费会出现一个升级，出现一个加速，出现一个结构性的转换，而这种转换自动会带来我们供给的变化。所以，除了这个相对价格变化之外，另外一个标志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2012年以来，我们的服务贸易的赤字平均每年增速达到20%以上，就是我们现在服务贸易赤字已经成为我们各类赤字里面最大的一个赤字。这个可能很多人没关注到。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现象。
　　　 第三个现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相对价格调整里面最大的一个调整是汇率。我们从2010年以来实际汇率已经升值30.8%，大家都知道美元比较强势，但是美元从2010年以来升值也只有8%点几，我们现在30.8%，这个很猛。这个为我们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实际汇率实际上是等价于我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之比，所以汇率调整直接会导致中国贸易品生产和非贸易品生产的结构出现大调整。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背后一个最直接的参数就是中国不平衡发生巨大变化，就是外贸顺差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历史高点，占GDP7.6%，持续下滑到2013年只有2.1%，去年又出现反弹，3%左右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变化很剧烈，而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结构、世界市场的变化，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
　　　 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看到在价格上面的相对价格，就是大宗商品的超级大周期出现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石油、铁矿石、钢铁等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整体性回落。这个回落很多人认为有可能是大宗商品超级大周期的一个产物，从中长期来看。但是这个产物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产生一个深度冲击，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上游产业、中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我们把这几大因素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过去五年里面，我们总理数落的在各个方面结构性的大调整，他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可能不是政策因素，而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基础参数，特别是相对价格在世界的环境里面所做出的重大调整的一个产物。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四大方面，已经决定了我们市场型的结构调整已经全面开启。因此，我们政府能做什么？很多人说我们推一推，我们帮帮忙，有人说我们既然全球不平衡要逆转，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人民币汇率升的更快，帮助他调整更猛呢？我们可能会期待有新的产业出现，我们是不是建立一系列的产业基金来帮助他进行全面孵化？或者甚至号召全面进行创新，进入到一些新的行业？我们认为这些举措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所讲的这几个方面市场的大变化，并不一定在未来是一个完全趋势性的，他依然存在很多周期性的变化。比如说全球不平衡，大家都认为大危机之后全球不平衡要逆转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两年，特别是2014年的参数，全球不平衡的参数较2012、2013年又反弹了。这样我们发现如果全球的故事不是我们判断的线性的关系的话，我们政府简单的来想进行这种方向性的判断和结构性调整，来全面用力，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使我们回顾到我们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进行西部大开发，我们进行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些政策调整，我们在2002年就提出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增长道路，认为我们要降低重化工业的比重，要提高服务业比重，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趋势不是像我们政策想象得那样简单的运行的。所以，我们看到2002-2008年我们很多结构性指标是恶化的，而不像政策调控那样是改善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判断这种市场型的变化太用一种线性思维进行，太用一种封闭性思维进行，所以我们出现很多问题。
　　　 因此，我们顺势而为里面不是简单的借力打力、简单的往前走，可能我们需要在结构上调整的一些耐性，在结构政策上的一些弹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