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整个货币政策的框架，基本哲学和使用的工具都出了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治理。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如果还是像前两年所认识的新常态，我们可能会耽误对很多问题的治理，以及下一步很多系统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步入到一个非常时期，为什么说这是非常时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持续40多个月工业生产品价值指数为负的基础上，PPI已经低位运行，CPI也低位运行，GDP平均指数全面为负。因为我们讲的，生产领域的通缩在进一步的深化，在进一步的蔓延。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债务已经在持续。同期债务率已经超过260%，同时，最为关键的一个是企业债务率目前有些人说是已经超过了GDP的1.7倍，有些说是超过了1.8倍，至少我们会知道，我们170%以上的企业债务率基本上是全世界最高的债务率水平。这个债务率水平已经导致出现一个临界状态，这个临界状态是我们前几年借新还旧，已经过渡到救新还新，上半年各类负债，企业负债，需要偿还的利息就高达3万多亿，实际上企业所新增的贷款里面接近60%的规模，生产型企业，都拿来还利息去了。我们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3万多亿，这个规模不好，因为我们的利润已经同比负增长1.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的，今年整个规模以上，大企业，大中型企业利润总额已经是负增长。
　　还有一个延伸思考的问题，大型企业里面，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同比负增长22.4%。因此，我们会发现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点，企业生产，企业盈利，已经发生拐点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利润增长为负，特别是财务成本增长在持续，营业收入开始步入零增长。在这种通缩和高债务的双重挤压下，实体经济的运行出现一个拐点。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而简单的看到很多服务业的参数还不错，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的未来。因为任何一个经济，服务业所依存的依然是工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经常要提的一个问题，当工业持续萧条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有一天会传递到生产性服务业，最后再传递到消费型服务业呢？我们很多的专家判断说服务业的PMI指数还不错，53%多。我们在2008年9月份，服务业的PMI指数也是53点几，但是到10月份，这个参数就变成46点几了，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指数所迷惑。这个参数所反应的状况可能和大家感觉的很不一致。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状况里体现的实体经济的另外一面是金融业。我们有些人经常讲，金融业有动荡，实体经济还很好。实际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大家只要回顾过去几年，2013年6月份同业的飙升，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式金融危机出现的信号。我们再看看债券市场，再看看原来大家所担心的房地产市场，现在突然发现，金融动荡在原来大家不关注的环节里出现了，股灾，通过的杠杆不一样，我们很多监管的漏洞所具有的这种实质意义发生变化了，最后看看中国金融的风险线条在持续的延伸，在持续的扩大。我们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一个多米诺骨牌下一个是什么，实体领域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股灾之后，整体杠杆率没有变化，债务率也没有下降。所以就会发现，我们所担心的一些事情都反映中国经济比如到一个非常时期。
因此，货币政策就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位，非常之时需要非常手段，常规性的一些手段，依然像老太婆一样这种姗姗而行的步伐跟不上未来的变化，我们的微调永远达不到微调的效果。马上反思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哲学出了问题，原来好像在货币政策的新的哲学是什么？原来认识的就是所谓的原来的新常态，就是说新常态应该是不断深化，再调整的过程。但是总是把这个新常态僵化，所以总把经济的下滑归结到制度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最近趋势性下滑的力量。从来认为目前经济出现的问题是供给出了问题，把它单一化。因此大家认为我们的CPI还很稳定，就业还不错，因此货币政策不用调。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货币理论，自从2008年大的危机之后产生的大反思，很重要的反思是传统盯住的CPI和盯住的就业，它有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所看到的，CPI和很多参数的关系，就业参数的质量很糟糕，最后发现我们都盯空了。我们不但要盯住CPI，不但要盯住就业，还要盯住资产价格，还要盯住规律，同时还要关注这些参数之间的变异，就是参数之间关系的变异。因此，货币政策的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原来讲去杠杆，今天是控风险，稳增长，很多人说控风险要勒紧裤腰带，要稳增长就要放松。控风险，去杠杆绝对不是要勒紧裤腰带，控风险和去杠杆与货币政策的宽松定位并不冲突，理论的研究和美国实践，欧洲实践，日本实践，证明所有采取紧缩定位的中性政策在去杠杆过程中都是失败的。我们好像总在走别人已经抛弃的路，永远不反思前瞻性的，特别是在理论上前瞻性的反思中国货币政策新的框架，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