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我代表科技组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这个报告有四万个字，比较长，分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增长困境的现象，第二部分是增长困境整个形成的机制，第三部分检查短期的宏观经济调查，从什么根本上解决困境。第四个部分是对策与政策建议，第五部分是困境的视觉谈对改变的看法。
首先讲第一个部分，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大背景，首先我们不能否定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1978年至2012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GDP总量世界排名1978年是第10位，现在稳局第二位，占世界GDP的比重1980年是2%，现在超过了10%。2012年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低收入国家变为现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们科技组预测中国GDP经济总量2019年左右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那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会超过13000美元，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们不看到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客观的，但是不重视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大背景。
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这不是客气话，是实话。但是代价有些巨大了，形成了高代价不可持续，中国陷入了困境，我对这个问题在四个方面解决。
高速增长导致了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高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太高，我们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表现明显是粗放型特征，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大幅增加，石油主要必需品的供需矛盾提高。比如能源消耗总量2011年占世界比重高达21%，排名世界第一。而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才10.5%。美国具有极其强大的军力保证能源安全，我们有没有这么强大的军力，如果维持这么强大的军力我们有没有这么多钱？这是威胁国家的安全问题。
第二，2011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分别提高了56.7%，而且预计未来将继续提高。
第二，第三，中国变成了煤炭净进口国，未来煤炭有可能对外依赖度快速提高。我们铁矿石及其他产品都维持了50%以上，甚至60%以上。这是资源、环境。
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环境承载能力减弱，这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第一，中国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地下水、内陆河流琥珀和海水水质均遭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中国地下水等水质遭受了日益严重的污染，有很多数据，以海水为例，中国2011年较清洁的海域比2003年减少了40%，未来还有没有干净的海水？
第二，二氧化硫和粉尘等大气污染五的大量排放使得中国的大气污染非常严重。亚洲开发银行的报道显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中国500个大型城市只有只有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下面这个图更能显示出来，我们连做操、锻炼身体最卑微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是悲哀。我以前每写完一篇文章都很愉悦，看完这个报告很沉重，菜不敢吃了，肉不敢吃了，锻炼身体都不敢了。按
第三，中国土壤污染态势同样日趋严重，这不是国家机密。现在土壤污染面积已经超过2000万公平，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已经超过了供地面积的10%。
第四，环境污染导致各类疾病频发，严重损害了中国居民的身心健康。2001年到2003年，全国大约有3亿人每天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约有1.9亿人患病，而且每年约有3万儿童死于腹泻。全国有2.7亿城市居民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境中，大约2.3万人死于各种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而且预计2020年，大气污染将导致中国城市地区每年有2000万人换上呼吸道疾病，55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
第五，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非常巨大，环境成本占GDP比重3%，这是国家统计局2006年发布的2004年报告，后面不允许发布了。据说自己承认这个成本和治理成本是低估了。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联合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由环境导致的健康损失将达到GDP的3%，我们预计2020年GDP是-5%，也就是-8%的增速，所以问题非常严重。
第三我们先讲两个代价，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造成了高资源环境代价，是因为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增长，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代价是资源环境代价，我们现在讲第二个代价，一个很隐蔽的，就是高增长导致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冲突，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投入了巨大开支，这是高增长的另一个巨大代价。
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财富差距则更为惊人。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0.4，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2008年达到了0.49的历史峰值，远远高于OECD国家。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社会人民大学的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
如果讲“隐性收入”，主要是指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据调查，2008年中国城镇10恩%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大63%，这个数目触目惊心。
这里还有一个表，像这些发达国家几乎是0.2到0.3左右，都很低，即使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也就是0.47，OECD平均是0.31。中国官方发布的一定是低估了，已经“隐性收入”不可能考虑在内，我们调查怎么可能知道贪污了多少钱，赚了多少块。我们看富豪榜的数据更维京人，世行报告指出，中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财富总额的41.4%。2013胡润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性富豪”还多达750人，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稍提一句，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是表象问题，背后是实质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和权利分配不公，不说了，太敏感了。
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现，社会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前不论是非法形式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里有大量的数据，我这里有图表显示有大量的冲突。
现在零指标和一票发觉的巨大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不得把维持社会稳定当作重要任务。
第三点我们先讲代价，像2012年增速逐渐放缓，第四季度略有放缓。中国放缓长期化趋势过去三十多年年均10%的增长，未来有人说8%，这是不可能的，地球也受不了。我们的数据表明，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在7.4%和5.4%，这个比较合理。
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因此“保增长”或“稳增长”事实上成了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讲几大理由第一理由，就业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保就业，就业弹性持续走低，当前就业形式更加严峻，这要创建更多的就业岗位来应纳更多就业岗位。1991年到200年就业弹性下降到0.1%，所以现在要增加就业。
尽管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频频发生民工荒现象，但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大量高端劳动力依然面临着就业困难，因此中国前和未来的就业形势依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不能说为了维持高就业把你变成文盲，每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数据表明大学生就业问题隐含着大量的社会冲突和风险的，这个也不说了。
第二，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方，这必然需要高速经济增长以提高其收入水平。收入通过各种税费之后可以消费的又很少，所以为了提高他们最基本的福利必须要高增长，必须把蛋糕做大，这是目前我们共同面临的困难。但是收入分配不是限高、扩充、提低，限高怎么看？高收益者账面的财富很少的，比你高不了几块钱。没有落到富人头上，还是落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很脆弱的，要买房子、读书、看病，就是弱小的肩膀抗起巨大的中国，所以现在还是要做大蛋糕，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情况。
第三我们在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明显不足，严峻的民生压力需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进而要求经济总量的保持快速增长以获取相应的财政收入。第一，我们社保支出明显不足，2011年则提高到6.17%，而2011年OECD国家社会保障指出占GDP的21.7%，法国和丹麦则超过30%。
第二，公共教育指出虽然逐年增加，但是占GDP的比重仍相对较低，并且教育指出不均衡现象很严重。
第三，中国医疗卫生指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医疗卫生指出不足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4。
第四，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偏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压力，提高社会对高速经济增长的依赖程度。2012年65岁占比超过9.4%，60岁是13%多一点。2032年突破20%，2049年破30%，这个速度在全世界非常快的，所以对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严峻，但是对财政压力是很大的。
第五点是经常强调的，为了避免精英人才移民海外所导致的物质资本和人才资本双重流失现象，需要高速经济增长来保持中国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爱中国的，我相信受到不公平待遇和小孩读书困难后肯定跑了，现在就业报告显示富人里面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进行相关考虑或准备工作。58%是高净值人群军医进行投资移民的原因是改善子女受教育情况，43%是保障财富安全，32%是为了养老，16%是为了做生意。
第二部分谈一下困境的基本逻辑，第一我们看到增长崇拜与增长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必要性，我们中国人追求偏激，这是不对的。中国从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保守列强侵略，更拉大了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3%，日本的14.9%，不足美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
第二把机理讲一下，发展模式下官员考核机制和财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地方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并且运用其强大的能力推动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有时使得中国形成了高投资驱动型高增长。这个问题展开讲一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认可的，但是展开讲一事，办奥运、抗非典确实有优势，但是像文革、大跃进也是大坏事，也办了。我们是需要航空母舰，但是我们也需要铁皮盒子，我们是需要神九上天，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蓝天。我们也需要蛟龙下海，但是也需要清洁的深海鱼油。大事固然重要，小事也很中，特别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小民所看到的都是小事。
1，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具有强大竞争性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其高度重视经济增长。
2，事权财权倒挂的财税体制也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推动了强大的机理。
3，地方政府愿意用强大的力量推动高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而全世界的投资增速才3%，OECD才2%多，像中国高投资的国家确实罕见。我们做经济增长核算，这个增长分为四大板块，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发现60%是由资本贡献的，而且这些年逐步加大。所以我们变成了对投资的依赖。
具体的机制有几小点，第一是低利率，1980年实际贷款利率才1.97%，其他国家都是3%多。一个国家均衡的利率应该大于等于实际的GDP增长率，如果说中国现在是7.5%的GDP增速、3.5的CPI增速，就是11%，如果我们是利率是11%，我相信大部分的国企、大部分投资平台都会崩溃。所以我们靠的是金融压抑，抑制低利率维持高速增长，这个代价最终还是我们在承担。
第二，房价很贵，但是工业用地很便宜。
第三，环境资源的处罚非常低，比如说紫金矿业污染罚款3000万元。
第四，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体系可以方便地为稳增长和保增长服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松。第二在央行缺乏独立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往往只是积极配合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产业政策更不用说了，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维持地方的战略性产业，像光伏就不展开说了。
第三部分谈一下我认为短期的宏观经济对短期稳增长是很有用的，也是中国的主要工具。但是对于前面的增长困境是不能根治的。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在短期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而无法改变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增速放缓的大趋势。科技革命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如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以汽车和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几十年高速增长。但是当前以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浪潮已经逐渐结束，而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尚未出现，不管是低碳技术还是3D打印机技术目前还没有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现在3D打印机没有完成4D打印机就出来了。所以大的科技背景没有怎么可能形成全世界范围内高速增长呢，所以这是我们增长放缓大趋势的根本原因。
第二，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趋于缩小，稳增长也在减弱。有三小点。
1，财政政策方面，当前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已居于历史高位，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上升，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能力，未来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自由度大不如前，1986年，中国政府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2%。
2，货币政策，我们的M2居于历史高高和国际高位，我们常规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使用空间大幅缩小。1986年中国M2占GDP比重仅0.65%，今年已经很接近2%了，是美国的将近3倍。
3，财政的效力降低，财政有两个作用，一是防止腐败，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说的，我们始终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技术上面错失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主流领域的发展机遇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某著名科学家鼓吹特异功能是新一轮科学革命等大量例子表明，要准确语言未来的科技走向可能只是个天真的童话。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增长困境有这两个逻辑，一方面保增长，这肯定要做，但是更本质、更关键是减少依赖，宏观经济对降低依赖作用很小。
第四，中国的四万亿等经济实践已经证明宏观经济政策无法破解当前的增长困境。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重要经济下滑出现了四万亿政策，当时维持了很好的效果。然而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我就突出表现三点，第一通胀回升，第二环境的压力，第三当时大量的资金被中饱私囊，这是感觉。当然客观说为了防止经济应着陆和出现V型反弹，为重要经过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其存在一定的代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没有四万亿计划而出现经济急速下跌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增加，那么代价将会更大。打个形象的比喻，是药三分毒。
第四部分谈到我的政策建议，我觉得要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来降低增长以来才是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我们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中国在目前还是比较脆弱的。
中短期镍应该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总量减税以及使用宏观经济措施来进行稳增长，防止出现硬着陆。
1，加快推进城镇化，并重点实现农民市民化，充分发觉内需潜力。
2，实施总量减税，即可拉动总需求也可拉动总供给，促进中国形成以减税为引擎的总需求，总供给新双度驱动型经济增长，替代以往的以出口为引擎的总需求。总供给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省动力。
第三，合理使用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波动。这是短期的政策。
长期政策，现在也要开始，不是说未来开始，现在要开始。1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的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你节我吃两个脏蛋糕，为什么不给我吃一个干净的蛋糕，这是一个很好的道理。
2，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转变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路线。过去人均GDP是五六百美元，现在是五六千美元了，所以要并重。
3，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人民将人治变为法治。
第五部分谈谈对增长困境的简单思考。第一个困境很迫切，但是客观上说也希望马上解决，但是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高增长、高增长依赖症、高代价的态势未来会形成常态。
1、中国经济基本面还可以，经济只是面临困境，但还没有陷入绝境，因此倒逼改革的压力尚未积蓄到最大。一是银行系统整体运行良好。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近年来大幅降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8%，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则均在4%。
2、虽然政府债务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仍然在按照线以内，而且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依旧居于低水平。2011恩年底，中国政府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8%左右。
3、企业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还有空间。
第二，与1978年和1992年改革所面临的境况有很大的不同，此次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然而改革的“受损者”很难寻找。1978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改革可谓人心所向。而且改革几乎给所有人都带来收益，受损者极少，因此所面临的阻力很少。
按照我的逻辑，目前改革已经是深水区，由政府、央企做改革释放空间，但是自己改自己，即使决心很大，也是困难的事情，也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尽管改革难度很大，但是深化改革大基调、大方向不能动摇。有三个内容，一是政府改革，第二是国企改革，第三是市场改革。
第三点，在未来改革过程中，只能渐进改革，而不能走激进路线。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基因之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稳定改革是发展前提，必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社会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需要稳增长的过程。
2，谈两点，以均贫富为口号的极左的激进式改革虽然很诱人，但是并不现实。此次改革与商鞅变法改革最大的区别是当前的经济体不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激进式改革可能会导致潜在利益受损者移民海外，由于潜在利益受损者相对而言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流动能力，他们的流失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不利于国家进一步发展。
3，希望一夜之间建成法制社会的极右的的基金式改革也是不现实的，其一，秦朝李斯首创设计的法制体系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都是为权利服务的，而不是限制权利的，民众的法制传统和法制意识比较薄弱。第二，建成法制社会需要大量的道德楷模，然而目前中国社会上的道德楷模依旧较少。
最后讲一点，社会也有问题，很复杂。要选择主动改革而不是全面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在陷入绝境之后由全面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是最佳选择，因为那时更难驾驭，政府应该充分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顺应民意，做出前瞻性、战略性的判断，积极进行主动改革。因此在实施渐进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只空谈、不实干。
最后总结一下，因为说太多了，容易说乱了。第一，增长表象我认为是高增长不可持续和高增长依赖症强烈冲突，我认为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矛盾。
第二，形成机理。
第三，增长困境的应对策略，中短期内需要稳增长以防止经济硬着陆。长期内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是通过深化改革完三转变来降低增长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