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上就要吃饭了，我想刚才毛总所预告的我要讲改革，所以就留到下一次了。我想在前来这些专家和总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供大家来进行一些思考。当然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团队在这些年里面一直在探讨和研究的一些话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报告谈的是增长主义导致目前的困境，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都在增长主义的导向进行活动，在过去的三十年是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家就认为它不行了呢？不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目前要提出改革的这种呼声很重要的共识是认为要约束权利，要反对腐败，要给市场更多的空间。但是大家如果回顾这三十多年来第一个现象就是从我们的计划经济到目前的这种市场经济，应当市场的空间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民众，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要高呼给我们更多的空间，给我们更多的自由，这个来源是什么？第二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腐败并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今天才如此猖獗，因为我们只要知道一些政治学基本常识就会知道，绝对的权利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在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民众不能腐败，但是体制内的照腐败无误，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享受着超人的待遇。为什么我们发展到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腐败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所遭受的民众的非议达到如此高的顶点呢？因为我们可能还会记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谈腐败的时候，很多学者就会谈到什么？谈到腐败增长论，就是越腐败国有资产流失越多，民营经济就越壮大，会使我们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有人把腐败称之为什么？私有化的第三条道路。

　　　 现在大家发现腐败不是这个问题了，因此我们要提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腐败变异的这种原因是什么，这是很众目的。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谈到的政府职能要调整，我们要把自己放到笼子里面，要约束自己的权利。应当说我们这些年里面第一届新政府都会提出如此的口号，都会大规模进行机构调整。但是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周期循环的现象，这种周期循环的现象怎么才能打破？也就是说新政府上台要机构改革，新政府开要完了要增加机构，要把所有的这些人都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来，都要享受超级的福利待遇。因此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和行政体制的变化来源于什么地方？这是很重要的。

　　　 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现在已经有改革的共识，但是这种改革的共识只是大家认为要改革，但是怎么改革实际上大家不清楚，所以就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种方案。比如有人提出来要顶层设计，有人又提出来要尊重基层创新，有讲我们现在渐进改革已经走到尽头，我们要接近改革。还有人讲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在过去三十年增长主义的基础上要增强分配主义的色彩。要从原来的求富转向一种共富，也就是一种左派纲领的方法来进行改革。右派可能就讲了这么改是错的，中央的改革是怎么样？我们要实现宪政，把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党放到法制的笼子里面来进行运转。因此这里面才能实现我们所谓的法制、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平等，但是这里面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药方在世界的长河里面实际上都是曾经出现过的，有没有成功的案例供我们参考呢？可能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里面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启蒙运动把一些普世价值观念和未来的方向告诉所有的这些民众，让所有的民众都会热血沸腾，都会形成一种改革的社会动员，形成一种改革的期望和关切。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没有改革。这种反差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领导人号召大家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里面很重要的定义是什么啊？改革导致革命，经济好的时候往往是政府最坏的时候，经济坏的时候还不一定是我们最危机的时候。这里面表达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路子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当简单地沉迷于一种普世价值观的普及和一种吹嘘，和一种简单的改革动员，或者在座的诸位是不是应当超越这种简单的启蒙。所以这里面我经常在内部谈到的一个词语，叫什么？叫新蒙昧，就是我们的启蒙就是要打破蒙昧。我们的新蒙昧是什么？就是用口号代替了行动，用方向代替了实践，虽然我们没有南辕北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前进方向的几个大坑，这种蒙昧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更大的一种问题。因此我们就要想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一种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些问题。

　　　 我就提这样一些问题给大家共享，希望下一次猛攻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