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十二五”规划里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是把依靠外需转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上来，这个报告大家说好像是经济学家写的，写得和好。问题是“十二五”规划出了两年了，没有看到转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太难。一个好的观点，我们来看的时候，假定我们认为他的命题是正确的，为什么在形成了全党共识之后，并没有看到有实质性真正的转型呢？杨院长今天的报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从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我们讲分配收益结构的时候注意到，只有改变中国的收益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和在整个收益分配中的比重，才有真正的居民分配比例。最终消费需求就是马克思讲的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需要在国民收入分配里的提升，劳动者报酬的问题。刚才平教授讲得也比较清楚。
　　　 但是中国是什么情况？大家看，政府太狠了。我们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政府的收入超过居民收入的十点以上，持续的落差使得我们劳动的占比始终上不去。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呢？政府掌握了经济的配置权。4万亿有一部分是政府财政出的，有一部分是政府的消费。我们这个问题是两个层次的，一个是整个国内项目需求的比重，第二个层次是讲国内需求里，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比重。应该说居民消费的比重是健康的，因为和市场的配置，和社会资源的最终配置是有关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配置下不来。
　　　 我看一些微博上的数据，我们的公务员管理说差不多一千万，说这个不对，我们有689万，但我们还有很多不是公务员的而由政府财政支出的出口，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科研单位，中国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作家协会、画家协会，这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收益的，但都列在政府支出里。政府开支不仅仅是公务员，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业单位。我们中国公务员的基数太大，很多同学的第一志愿也是去当公务员，待遇上升了，不仅仅有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的国家遗留下来的尊严、地位，关键是有更好的收入。政府的经济权力、税收多少，配置起什么作用，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改革的时候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最重要的讲话和论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我们过去整个经济改革走过来的时候发现，经济改革就是在调整社会不同阶层人的利益结构，就是一个政治问题。80年代前，整个社会的资源都在政府，铁饭碗就是公务员，当官是所有人最大的梦想。
　　　 改革在92年，一大批政府公务员下海，我也是那时候从公务员序列里走出来去办公司。那时候我做总经理，但是部门经理也是国家机关的干部。那个时候，觉得国家机关，甚至中央机关也没有那么庄严，也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感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稳定，需要去创造。整个市场体制的早期就是一个价值观的调整，在一些人心目中摧毁了他们关于公务员体系社会地位的观念，这个改革是很成功的。公务员应该是最循规蹈矩的人，公权力的确定是在很窄的范围内决定的，某个司处的领导只能管一点点事情，中国三本的足够去当公务员，犯不着人民大学这样的好学生。公务员限制你自由发挥，自由创造空间。而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恰好是自由发挥，自由创造空间。
　　　 政府是一部独立的人家，政府只有一方面和权利和公众有关，很大一部分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政府和民间，公权和私权，公权不代表私权，政府首先代表政府的雇员，我们要破除政府的迷信，才能在收入分配结构里降低政府攫取社会资源的手，因为他是一个公权力，无法以个人的力量对抗。刚才辜主席讲“两会”有400多张反对票，大家在税收方面比较集中的看法是降税为什么那么难。在中国降税的核心是降低了政府运作的能力和公权力运作的能力。我们不在这个领域里深刻的反省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所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找不到症结。现在大家被官二代、富二代，仇富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因为中国社会历史上就仇富的，这不是新问题。仇官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不是这样的，因为官太狠了，公前例扩张是整个收入分配结构力触及到的很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很不够，杨院长的报告对此有一些阐述，我把我的看法说出来，中国扩大内需的，提高居民收益分配的比重，提高国内消费能力的关键就是改革现行的政府体制，降低税收，降低政府的开支范围，降低公权力的运用范围，还民间一个增长空间，还老百姓一个获取经济发展收获的权利。
　　　 我们知道现在公权力带来的公平问题直接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人们对于公平和对于民主的呼声直接造成了公权力的扩大。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多年，为什么大家对邓小平南巡20年要怀念。因为在1978年到19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14年。1992年之后的事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的指标一个是1978年、1992年、2001年WTO，三个年份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段落发生在1978年到1992年，从一个集权的十年浩劫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体系里走到确定市场经济，中国是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择。
　　　 春节前我在约旦访问，西亚经济论坛请我去讲，我谈了这么一个观点。那个时期是中国执政层发动的，吸纳社会精英广泛参与的。那一段历史里人们的探索奠定了后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尽管中间出了89年六四，出了91年苏联东欧的变化，尽管在这之间，中国的经济文化有回潮、回转之势，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为什么大家怀念邓小平？没有邓小平一拍板说走市场经济，中国可能就不走市场经济了。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在78年到92年之间，大家的共识是要改革。所以邓小平确定了市场经济制度这么一个认识之后，能够凝聚全国共识，能够激发社会精英投入到市场经济建设。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怎么增长，这十年是顺水推舟之势。我们现在讲说，邓小平三十年前的改革，我们要解决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中国还穷，很容易凝聚共识。那个时候很简单，搞经济，吃饭。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的线上了，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你说中国人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已经形成不了共识了。这就是现代的情况。我们讲需求的时候，人的需求是分阶段的，现在的阶段，整个经济基础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时代，还用那些话和词来讲已经不行了。现在我们要明白人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要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机制，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公平的机制，想依靠社会分配是永远做不到的。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社会其他的经济体、其他国家早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是抱着这一条不放松，这些早被人类社会抛弃的东西左右我们的思维，那是做不到的。扩大内需，改变收入比例的关系，说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调整现在的公权力过大的这样一个利益结构，我们才能够实现经济目标。所以这一经济目标也是一个政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既是经济手段，也是政治手段。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