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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龙 教授
    站在这里很高兴,我们的团队走过了6年,很不容易。感谢毛教授,他首先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其次才是联席副所长,东海证券和诚信公司的嘉宾每次都来捧场,还有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媒体记者,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会坚持下去,尽管坚持很难。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刚才林校长讲了,真的一个很难驾驭的题目,但真的很重要。反危机之后,我们应该以外需转为扩内需,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我们意识到要收入分配,我们讲了三年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动静。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我们感觉到反危机之后,我们以政府为主的投资的复苏,我们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峻,特别是第二次产业过大,产能过盛,我们要调结构。但是这些年,问题更加恶化了,特别是2011年的年终报告,原来增长下降,我们以为会扭转。但是增长上去了,结构却恶化了。到底什么因素让我们这么难?需求问题很大,投资需求,净出口对我们的拉动,小微上不去。供给的问题也很大,需求也很大。背后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到底怎么破解这个问题,我们的报告想做一个尝试。今天站在这个台上,底气不足,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请各位嘉宾、朋友、同学、老师给我们提出意见。
    本报告我们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要解答总需求结构失衡与我国宏观经济动态脆弱性。第二部分要解答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对速度有一个很大的依赖性,我们有速度谈速度,没有速度心里就发毛。第三部分是怎么改变这个状况,内需增长的结构性需求到底是什么。最后我给出了一个政策建议。
    第一部分我们首先谈总需求结构失衡与我国宏观经济动态的脆弱性问题。
    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动态演变。我们怎么来定义需求失衡?主要是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构成了中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的表象。从纵向来说,我们这个主要发生在1988年至2000年以后,这是重大调整的时期。从横向来看,我们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翁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体。
    1980年到2010年,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8%,从65.5%降至47.4%,资本形成占比上升了14%,从34.8%上升到48.6%。这个红线反映的是投资占比,蓝线是消费占比。这个图反映的是一个红线和黑线,喇叭口。在本世纪初开始进一步扩张,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消费占比是低于其他水平的,这是我们2010年的水平,远低于隐遁。这是投资占比,我们国家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这样一种需求结构到底什么问题?到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比较大。我们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家庭消费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比重的下降将大大降低总需求的稳定性。反过来,投资的稳定是比较低的,它占比的上升将加大波动性。我们国家双重的占比导致我们国家宏观经济对外冲击脆弱性提高。这是我们主要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图形。我们发现伴随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稳定性在下降。我们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家庭消费拉动GDP增长是最稳定的力量。
    这是一个主要需求拉动GDP的波动的问题。从变化轨迹可以看到,伴随着家庭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比的夏津,我国GDP的增长越来越倚重于投资和净出口。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的由降转升,实际上和我们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稳中有升到急剧下降是对应的。这个图也反映了这么一个特点。
    伴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明显提高。这是次贷危机以来的影响特别显著,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联系机制。在投资和出口向强化的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不仅是外需不行,出口不行,导致投资不行。我们发现确实如此。我们国家GDP增长的波动性指标和危机前后有一个成倍的增加,表明我们对外需的抵御能力是非常弱的。反映了危机之后我们GDP的波动性和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波动性,都显示他们的相关性问题。这样不仅导致波动性问题,而且会导致我们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成本加大。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并不意味着稳定性提高。政府采取政策手段抑制宏观经济,随着经济增长问题的下降,政府的调控会加大。政策干预的负面影响会不断上升,这也意味着宏观调控的效率在下降,成本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