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大家在12点的时候还能坚持，前面各位嘉宾已经谈了很多，我想简单谈一下郭杰教授的报告，以及前面几位嘉宾所谈的，到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本身在当前怎么来判断。
　　　 在目前来讲，从5月份已经将稳增长的提到了新的高度，因此从5月23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当然这个措施里面核心的内容是稳投资。因此，这些措施的出台就激发了大家对于这种短期的政策定位和中长期的政策定位之间的冲突产生了热议。我们看到发改委网站每公布一次投资项目审批通过之后，都会引起我们媒体轩然大波。为什么这样呢？核心原因就在于我们经过2008年、2009年这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大家充分认识到这种中国短期的稳增长和中期的调结构，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也就是说民众达成一种共识了。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共识导致我们最近对于下一步政策的定位产生了很多的疑虑。那么这个疑虑就在于到底是在稳增长的框架下面，以微调、预调为主体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还是说我们以这种“保八”的策略来进行新一轮的刺激？在这个来讲实际上是当前大家热议的一个核心焦点。由这个焦点引发的是我们的投资项目，特别是在一些基建方面需要不需要大规模进行。
　　　 第二个是我们整个的财政需要不需要在三季度末、四季度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人士所热议的降准、降息，是不是在近期进行推出。当然更重要的一些可能就是大家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政策的调控点应当不应当在现在，还是在明年出。所以说这些问题很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对稳增长概念的认识，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在近期里面政府实质上对稳增长的内涵没有做更多的调整。我们发改委所审批的一系列项目基本上是按照预定的一种规划来进行的，只是可能在一些节奏上面有一些调整。我们财政的这种支出计划也基本上是按照年初预算来进行的，而没有做出大幅度的调整。那么原因何在？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近期的这种宏观经济的内在结构可能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团队里面仿佛强调的两个新特征，第一个是在GDP增速连续两年多的回落过程中间，我们的就业形式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恶化，虽然我们讲就业问题后面可能会逐步浮现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就业的滞后性在这几年结构调整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再加上我们十八大的政治因素，导致失业的滞后性进一步延长。但是不管怎么讲，即使我们剔除这个滞后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从人民大学的一些调研数据，从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以及我们的城镇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的参数来看，中国没有像以往历史上所出现的只要GDP连续两个季度跌破八，失业率必定会出现9%的状况，现在没有出现。
　　　 我们就会知道中国政策的逻辑不仅仅在于经济本身，而关键在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如果失业如果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我们讲短期政策要在近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动力来做进一步政策的大调整。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市场所呼吁的这种稳增长短期的一种压力，实际上在政治层面里面并不是那么紧迫。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年里面由于这样、那样的一些观察角度的变化，使我们在判断上可能出现很多的失误。这里面比如说经常会看到的从宏观视角来看，目前虽然很多问题好像都是在恶化的状况，但是我们看很多的基本面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从长三角、珠三角的调研情况来看，如会发现怎么样？目前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2009年的状况还要糟糕、还要恶劣。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是每到危机来了之后，每到新一轮下行压力的时候，微观和宏观的反应本身就是不一致的。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微观的调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比宏观的调整能力和平滑能力要强得多。因此一种政策决策过度注重微观的变化，可能会使我们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前几年都在谈很多的一些问题，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最后大家都还不错，最后发现的就是政策调整过度，这种前瞻性往往不足。原因就是怎么样？我们目前决策的这种模式可能过度注重微观考虑。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会这么注重微观反应呢？原因也是这个时代变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舆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导向，市场性的舆论网络后之后，所形成的决策者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当然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的决策者可能对于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像这些年的变异可能重视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从目前来看，我们可能在目标上面应当进行一些不同层次的考虑，这种考虑可能会导致我们在强化这种中长期目标的稳定上面，就会提高到新的层面上。刚才很多老师所讲的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的冲突，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吗？实际上现在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受困于此。现在大家看到奥巴马的日子是很难受的，一方面要保失业、稳金融，还要约束财政赤字。当然欧盟的问题更严重。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来看，发现我们面临很多的短期问题、中期问题，是不是独有的呢？不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所提出来的这种结构性的目标是不是没有啊？不仅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的结构性目标并不差，因为大家知道奥巴马在这几年的方案里面，第一个是新能源战略，第二个是再工业化战略，第三个是出口放慢战略。这三大战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结构调整战略。对于短期来讲，大家可能关注很多的是数量宽松型的政策，关注的是财政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中期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欧盟的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明确不明确？也很明确。
　　　 在这里面会看到，现在欧盟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是稳金融，第二个是减赤字，第三个是争就业，第四个才是稳增长。通货膨胀的问题怎么样？现在根本不谈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现欧盟里面的这些目标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结构性。所以说我们所讲的重视结构性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中国才有的，是世界才有的。如果我们再回到历史来看，比如说八十年代，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这种结构性的手段和结构性的目标所彰显的核心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只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些而已。特别是在我们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碰到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谈话的大危机之后对于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很重要的一个导向就是周期性的导向，第二个是结构性的导向。这两大导向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未来所关注的，中国想表达最简单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全国人民看到的问题，是全世界看到的问题，是未来战略期大家谁胜谁负的一个问题，下一个核心问题怎么样。我们的报告里面点得很明确，就是要启动市场导向型的结构性调整。为市场导向型的调整创造市场环境，形成良好的政治激励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关键点就是政治激励机制到底怎么来进行构建，怎么来形成我们一种良性的经济激励机制，最后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构性的反应。也就是说结构问题不是一个最原始的问题，是一个态势问题。因此大家都会认识到促改革、调结构。但是改革怎么改啊？我们原来谈过一个，是要改自己。前三十年很重要，我们大部分时间在构建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体系，政府是高高在上，在驾驭市场、构建市场。但是后三十年就会发现核心的改革是什么？是要改自己，改政府自己。而改政府自己可是需要艺术，需要这种大破大立的战略性的实际，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会非常复杂。
因此很多人谈到的制度红利还会存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未来的制度红利存在着强大的政治的风险，这种风险对经济有可能是副作用的。说一我们最为重要的应该引起深思的就是结构调整中间的深层次的政治激励体制、经济激励体制的构建。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