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特别感谢林岗副校长能够坐到这个时候继续听发言，以往每次我来，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去了，我很看重这件事情。大家不太了解我和林副校长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渊源，在1995年之前，我那时候是人民大学财经学院朱清教授手下的一名教员，1995年林岗副校长从研究生院副院长升任副校长，就把我从财经学院调到研究生院，并且告诉我，从此之后你要在教学和行政两个线索上作战，今后的发展就靠你自己的了。我想，如果没有林副校长，我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另外一种线索。今天我在这里发言，带有一种向林副校长汇报的色彩，不只我自己，包括瑞龙教授、元春教授举办这样一种论坛，应该也有这样一种想法，让林副校长亲自聆听，知道经济学院目前的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进展到什么地步，我揣摩，他们的想法也像我是一样的，希望林副校长今后能够坚持把这个报告听下来
　　　　　　　　我感觉今天这个报告的主体非常好，保增长和促民生，这两个目标是2011年，也是整个“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所瞩目的两个目标，也是当前很多矛盾的焦点。比如我们今天的副标题——“控通胀、去泡沫”，大家都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通胀率就数字而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正如温总理一再强调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如果和收入分配矛盾的尖锐化、和腐败的蔓延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足以威胁政权的稳定，足以威胁社会稳定的大局，而维稳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把民生和增长两个事情绑在一起作为今天的主题，并且作为破解政策难题的一个线索，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王晋斌教授的发言，我听得很仔细，很多见解和分析都很独到和清晰，我来解释其中涉及到的两个要素，一是税收和增长之间的关系。
　　　　　　　　目前从很多大众传播媒介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中国的高税负推动了中国的高物价，特别是在境内外产品价格的比较中，大家看到了高税负的影子。我本身不否认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偏高的，也不否认中国的税负增长速度一直是很快的，但我们终究要看到一种事实，中国不是今天的世界上宏观税负水平最高的国度。常识告诉我们，像而北这样的国家，宏观税负水平超过50%以上，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39%多，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即便按最宽口径来讲，把所有的政府收入加重求和，是34.5%，也不是世界最高。但为什么这样的水平会推同物价上升，从而导致境内外物价水平如此不一致？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不是所有由纳税人缴纳的税收都会进入价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价格是由三要素构成的——成本、利润、税金。税金高了，价格自然就会高，但是税收和价格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联动机制？不得不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说一说，先说进出口环节。比如我的手表，产自中国，属于中国制造，在出口环节是要退税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税收都退，只退流转税。问题在于，增值税和消费税一旦退掉以后，几乎和这块手表有关的在中国境内缴纳的税收的一半都退尽了。2010年，中国税收结构中增值税占比是39.4%，消费税占比9.9%，两者相加，将近50%。与此相关的还有城建税、教育附加等等，我们就说这两种税，将近50%的税退尽了，走向国际市场，对方也要按照国内的税制来征我们的出口产品的税。不管走到哪个国家，世界上大致的税制结构告诉我们，流转税的占比不像中国那么高。朱清教授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最高的也不过40%，往往是20-30%之间。换句话说，当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当我们退掉将近50%的税收，而对方只对这个产品课征相当于他们国家的20%或30%的流转税的时候，排除其他方面的因素不论，境内外产品之间的价格倒挂现象就有可能出现。
　　　　　　　　再讲进口，比如同样这块手表，产自欧美，销往中国，他们也实行出口退税，退掉的税占在当地所缴纳税收的20-30%。进到中国来，要在中国的市场上和国内产品在同一起跑线竞争，我们也要按照我们国家的税制再征税，大体是50%的税收，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
　　　　　　　　这样一来，各位能够体会到一件事情，可能两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相同的，都是30%，但是税制结构不同，会导致同样一种产品在不同的环境中所融入的或加入的税收的额度或份额有所差异。税制结构的差异会带来税收和价值之间关联度的差异，会带来税收对价格影响力的差异。
　　　　　　　　单讲中国，今年1到5月，中国增长速度高达32%，这和高物价是什么关系？在现实中，所有人都，交了税以后，希望转嫁出去，这是本性使然，但并非所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个人，我交了100块钱的税，也想转嫁给其他人，但是通过什么渠道转嫁？作为企业，有上家、有下家，可以在生产经营中通过种种方式转嫁出去。问题就来了，在中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除了极少的例外，90%以上的税收都是由企业缴纳的。除了几种和个人相关的之外，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和企业缴纳的，并由企业通过价格渠道转嫁到我们身上。说中国有多少种税，说中国收了多少种税，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景象。在这样一种景象下，我们可以作一个归结，中国的税收就有几个特点，叫做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在这个背景下，你怎么能设想税收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如此之紧密，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影响如此之近。这是我们当前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的解释很简单，说中国的境内外产品价格倒挂也好，不均衡也罢，中国境内产品的税收对推高物价有作用也好，实际上都揭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能从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中去寻找原因，而要从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去探索它的究竟。
　　　　　　　　中国这样一种税制结构，当然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建国以来税收制度的演变轨迹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目前的税收管理水平高度相连。中国目前的税收上的管理水平很简单，其实大家看到的一个基本的景象就是税务局管单位，单位管个人，脱离了单位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税务局难以直接面对作为自然人居民的纳税人，这也和整个政府的管理体系是绑在一起的。在分析人民内部矛盾一个重要特点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中国的人民内部矛盾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中就看到一条，我们从来都是把人高度浓缩为单位的，那就是政府管单位，单位管个人，这是我们社会管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静观，当前要改善、完善税务管理，这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情。要摆脱或弱化税收和价格之间的高度关联，我们就要降低间接税的占比，增加直接税的占比，这当然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要增加由个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比重，相对减少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收的比重，这也是当前有关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中的一个焦点所在。增加直接税，还要减少间接税，从而使中国的税制结构求得均衡。　　　　
　　　　　　　　在经济全球化之间，我们的税制结构也带有某种趋同性。过去我们把税收管辖权作为国家主权内的事情，今天看来，虽然由你来把握、由你来操作，但是客观上你必须遵循国际大趋势。当整个世界的税制结构是这样的时候，当直接税和间接税趋于均衡的时候，你不均衡就要吃亏。整个“十二五”都在着力于拉动内需，很可能好不容易拉动出来的内需去帮助其他国家增加了GDP，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当然还有收入分配方面的考虑。在这里，请大家看到税收和价格之间的关系途径。
　　　　　　　　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刚才元春教授提到一个因素，即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困难为什么会同时发生？我想提到“财政体制”这个概念。很多人讲财政体制的时候只是讲收入，比如整个国家收入的60%都归中央政府，而只有40%的收入留给地方政府，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要担负80%以上的政府职能，这是一种不匹配的现象，它导致着地方财政的困难，这是一种说法。事实上中央财政集中的52%，而不是60%，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财政部仅仅支出一收入，而要包括支出，财政本身就是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你必须在看到收入线索的同时把你的视野再转向支出的线索上，从支出上我们能看到近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有两个表现，一个是中央财政支出的70%都不是给自己花的，归它自己花的钱大约只占30%，这70%的钱到哪儿去了呢？通过中央财政支手，又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渠道下拨给地方政府了，这是一个事实。换句话说，将近60%的收入到了中央财政的口袋里，它像一个家长一样，留下30%归自己花，剩下70%的钱都给儿女了。另外一个线索要看地方财政，2010年地方财政支出的44%是从中央财政转移过来的钱，作为“儿女”，现在它收支的平衡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父辈或祖父辈给你钱，西部这个比重更高，2009年是38%，从2009到2010年，大约提高了5%。2011年这种态势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对这样一种景象，可能大家有两种不同的评判，一种认为中央政府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升了，确实这样一笔钱从东部转向西部，这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平衡，特别是调节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收入差距是有好处的。另外一种评判是这可能会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困难的加剧。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全国各地的机场都会看到一个信用卡的宣传广告，广告讲，拥有一张信用卡，不仅仅是财富的一种标志，更多的是独立的宣言。就像在座的同学们即将长大，拿了工资，自己经济要独立是一个道理。我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母亲就规定了一条，工资原封不动交，要花找她要。我当时不以为意，很难考虑收支挂钩，很难考虑到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的存在。但当你有一天结婚了，你就要考虑衡收支，考虑家用等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当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平衡严重依赖于上级政府，而自己不能获得平衡收支的条件和能力的时候，它就会变得不那么自律，就会变得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你只要有机会给它，它就会犯错，比如审计署最近刚刚发布的地方性政府债务高达10.7亿元，这10.7亿元从何而来？你会发现，48%和这次的反危机操作有关，其余的和2005年之前欠的债。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在近30年当中地方财政发展大致脉络，这就是说，中国地方财政体制需要重构。而这种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具体技术环节的设计和操作，而在于顶层设计的思路，究竟我们的财政体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各占什么比例？支出是怎样的对接？这是需要考虑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在今天也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中国究竟是要继续走间接税主题，忽略直接税，还是要增加直接税？如果增加的话，要增加到什么地步？中国的税收格局是延续目前的由企业缴纳，通过企业再扩散到全民，还是分为两大体系？一部分由企业缴纳，一部分由个人缴纳。这牵涉到当前一系列经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比如收入分配问题、控制通货膨胀问题、保障性住房等各种民生支出的安排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回到昨天胡总书记讲话中的一个线索，那就是真正要在重点领域启动深层次的改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