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与大家交流。
　　　　　　　　应该讲，从2007年开始，我作了5年的人大教授，今天是第一次到经济学院来发言，所以感到很荣幸。事实上，这几年应研究院的要求发表文章，也一直都是在以人大教授的名义发表。
　　　　　　　　上午听了报告，很受启发，人大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因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宏观经济分析经过6任主持人之后，也就做到这样的水平，我们处于同等的水平上，前年我还请元春教授到我们所讲了一下。在这里我声明一下，我以下所讲的内容并不代表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也不代表官方。
　　　　　　　　以上报告的基本观点我都同意，略作一点补充。
　　　　　　　　 一、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和曹老师的观点差不多，我们还要稍微悲观一点。投资这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大家都看出来了，消费也就那么回事，就像一个很“肉”的人一样，你要让他跑多快是做不到的，但是要让他跑多慢也不太可能，消费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短期内要让它为我们做什么事，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更大，我们的报告对这块的分析稍欠弱一些。为什么这样讲？虽然我们在国内讨论滞胀问题的时候，有人认为不存在滞胀的压力，但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发明了“边界滞胀”这个词，很多人认可，从国际上来看，滞胀的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随着各国的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没有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的是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振荡是正常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地震、海啸、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造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加剧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这次地震不足为奇，经常发生，海啸也经常发生，但是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核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退核，可能要加剧中长期能源供给的变化。在未来三到五年里，面临退核的趋势，能源的供给可能要长期紧张下去，但问题并没有到这里结束，问题是北非、中东的世界，一方面要影响德国的复苏，因而欧盟的复苏，这些地方原来是英法殖民地，现在主要是德国的出口地，另一方面要对世界的能源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现在的重点是沙特，如果这个事情在沙特之外解决了，事情平定下来，危机到此为止。如果沙特不卷入，世界经济也就在现在的状态下振荡，如果沙特卷入进去，石油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往下走、通胀往上走的滞胀格局是毫无疑问的。在美国的能源供给中，加拿大第一大，墨西哥第二大，中东第三大，而中国在中东占了多少，在欧洲占了多少？这个比例的不一致导致了世界大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一致，从中也看到了世界大国之间反复的力量较量。消费趋势是非常稳定的，但是世界经济和进出口的变化趋势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因为规模以上的工业占40%，已经下跌了近1%，而规模以下的经济占10-15%，由于金融环境的恶化，下降的幅度还会稍微大一点，而由于工业下降带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下降加入其中的话，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经济下滑的幅度还会稍微大一点，甚至存在低于9%的可能性。
　　　　　　　　就几个方面而言，我也同意报告而言的“前高后不低”，当然我们认可调控已经起了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会下来，但是下来的趋势是怎样的？会不会随着翘尾因素的结束在8月份急剧下来，还是以曲线式下降？我个人观点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为什么这样讲？报告中没有展示新涨价因素，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价值指数拿出来，把翘尾因素剔掉，去看新涨价因素之外，除了食品的新涨价因素向下之外，其他所有的新涨价因素都是向上的，大宗商品、CPI商品、PPI商品的新涨价因素都是向上的，这意味着由食品推动的涨价因素过去之后可能会到来由非食品推动的价格上涨，虽然这一轮冲击波不会像第一轮那样强大，但是它也决定了下降的趋势不会像我们预期得那样快。
　　　　　　　　如果是这样的格局，下一步的经济就有可能说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而物价增长高于适度接受的水平。这意味着，第一，我们的宏观政策需要观察；第二，我们的宏观政策可能需要调整；第三，我们的宏观政策可能需要分化。
　　　　　　　　首先是宏观政策需要观察。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由于经济往下走，物价往上走，尤其是经济往下走，未来可能还要继续往下走，是不是立即放松需要观察，但是似乎进一步紧锁的必要性不是太大了。如果我们考虑到政策的滞后因素，因为我们的M1已经紧缩了6个季度，M2已经下了5个季度多，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也就4到6个季度，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调整的话，在未来的4到6个季度里经济仍然有下滑的趋势。正是基于这一点，经济到了观察时期。
　　　　　　　　其次是宏观政策可能需要适当调整。我们采用的所有政策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现在看来，实际上一直在这个领域是存在分歧的，尤其是对于这一轮的刺激政策，国际范围内危机之后感觉到各国的政策有点失去理性，批判是需要的，但是说政策失去理性可能是对实际情况的不太了解。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在这次危机之后之所以能够推出刺激政策，可能是负责任的表现，1929、1933年的例子是经济开始起来了，各国央行见好就收，所以经济又掉了下去，到1932年的时候才起来，当时的货币供应量是先上去再下来、再上去。这次为了避免大危机变成大线条，各国货币供应量一下子上了上去，这是负责任的表现，而不是不负责任。当时打上去的时候，大家就已经说这个政策的负面作用就是中期通胀压力，关键是在什么时候把货币收回来。对中国而言，事实上前一段时间媒体对货币多发的作用过分渲染了，交易方程式是有条件的，是流通速度不变。我们现在的GDP和收入是不对称的。规模以下工业现在没有了，过去一直占15-20%。土地的交易要用大量的货币，但是我们的农地转化成工业、商业用地之后的增值是不计入GDP的，所以还得加进公式。再说CPI，CPI覆盖GDP品种的30%，可能得用另外的数字去衡量，如果换了评鉴指数之后就会发现，2008年以来货币供应量是有超额供应，但是幅度不大，也就是10-15%，和以前的建立在总需求膨胀上的分析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食品供应体系的变化，国际上流动性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这是供给方面的冲击，所以我们的政策下一步可能需要关注的是从供给方面来做文章。我们之所以说物价可能是前高后不低，就是因为在前一轮的食品冲击被消化之后，后面紧接着的是劳动力冲击上升，是输入型价值因素等这样一些供给层面的因素带来的新一轮的上涨。
　　　　　　　　再次是政策可能需要分化。我们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一个政策目标只能用一个工具。现在因为政策目标分化了，经济增长往下走，物价增长往上走，如果采用扩张的政策，稳经济，价格就上去了。如果用紧缩的政策，控物价，经济会继续下去。所以政策目标分化了，这时候必须对工具进行分化，下一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要承担不同的角色，就是在货币政策内部，反通胀的政策还不能触及到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对称地用我们的政策工具。当然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财政政策发挥主要的作用，因为货币政策主要是做需求管理的工作，而财政政策在供给管理方面，尤其在克服劳动力成本的冲击、克服输入型通胀压力、在促进创新、调整结构、保持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方面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以上是我发表的不成熟的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