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是我第二次来，两年前来过一次。这次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我非常认同这个题目。过去我们谈外部风险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做什么。而这次外部风险可能和以往说的外部风险意义有所不同了。因为在这这对关系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内外关系了。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成为再平衡的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未来调整的方向。对于雷达教授为主的研究小组所做的报告，我读完以后收获很大。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还有燕生教授和刘元春教授的发言，我就控制在20分钟以内。
　　　 第一谈到未来5年和中期走势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的时候，第一点是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不仅仅是贸易层面上或者是金融层面上的再平衡。反应出的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美国人的负债消费和亚洲的生产，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亚洲的过度储蓄形成了互补。在商品市场上的流动，使得亚洲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贸易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回流到美国，支撑美国的消费。全球经济也是靠消费合生产来拉动的。这场金融危机标志着这个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我们首先应该选择全球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对于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增长现在有分歧。美国人能不能戒掉负债消费模式的“毒瘾”。如果他们能够戒掉，我们就要小心了。现在看来，是要开始戒了。前几天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第一份的经济报告分析，未来美国经济要回到7%，经济危机之后在1%左右，在未来3到6%的上升应该是定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的储蓄率，个人消费要下降3到4%。
　　　 亚洲应该怎么做？除了中国政府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选择，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准备。紧接派生一个问题，中国单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来承担起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压力？因为国际社会已经把中美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两个最大的责任人。一方是美国，一方是中国。中国有没有义务呢？我们说没有义务。至少不全部有这种义务。中国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处在东亚的国际网络上，我们进口的大量的高附加值零部件，以中国制造的名义出口美国。以这个名义上来说，中国在承担着亚洲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有没有能力呢？至少我个人是不乐观的，因为在前不久，我看到去年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项评估，在亚洲国家整个出口里面，其中区内贸易大致维持在52%到53%，区外是47%到48%。把贸易进一步分解之后，结果发现，贸易里分成最终消费和生产比，亚洲国家出口里，用作亚洲地区的最终消费占32.5%。也就是说，东亚为主的亚洲经济这种大量的贸易，真正用作本地区消费的只有1/3，让这么一个经济体来承担，在短时间内调整是非常非常难的事。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为什么把再平衡作为中国在未来时间内外部压力的一个最大来源的所在。
　　　 第二我同意雷达教授报告里关于未来时间内技术创新还是一个过渡，或者整个经济还处在过渡阶段。至少现阶段我们没有看到或者确定性的技术进步的方向。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围绕新能源、清洁能源为主的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大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共识。为什么这方面的技术进步似乎不太明显呢？给出一个解释是现在正在讨论的全球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原因也是未来得发展方向。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全球有这种规则就是《京都议定书》，但是最大的缺憾是只管发达国家，不管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产业，或者清洁能源要发展，要有市场需求，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等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现在清洁能源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成本。也就是清洁能源的成本太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靠技术进步，让科学家投入更多来解决两者的差异，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又想往这个方面发展，又面临着成本和市场的约束，唯一的办法是改变规则，改变成本和清洁能源成本之间的比例。实际上我们现在谈的哥本哈根会议，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着急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基于全人类的说地球要再晚几个月或者晚个三五年，我们地球就要毁灭了，我想没有这么高的道德水准。更多的还是一种基于经济意义上的压力。我个人不是阴谋论的信奉者，但是在经济危机之前，美国人和中国人相比的优势还有什么？我们的劳动力还有优势，资本也不像以前那么缺了，市场机制也建立起来了，在经济危机之前美国和我们的优势是金融业，而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是金融业，美国参与世界竞争和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竞争还有什么？要确立未来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是它唯一能找到未来有竞争力的东西。因为，我们从国际国内比较差异最大的是人家的空气好，污染少，产业里高污染的产业低。只有在这个领域里制定一个更加严格的统一的规则，为清洁能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承认目前全球经济可能是在技术创新中处在低速或者观望的状态，但是恰巧酝酿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潜力。而能源这种领域或者以减排为核心的和以往的都不一样。今后如果是以减排为核心的，作为全球最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向，产品性能使用价值没有任何变化，但是由于碳排放水平或者碳密度降低，有可能成为高科技产品。比亚迪和红旗比没什么，可能还没有它马力大，但是高科技产品，因为减排。未来如果我们认定低碳经济是一个方式，那么很多方面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
　　　 第三在报告中提到金融改革。我完全同意，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宏观层次，要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在微观层面也全球共识，金融体系的监管。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货币体系改革还是微观层面的金融体系的改革，人们有一个部分的误区是更多的觉得是外部压力造成的或者是基于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觉得这次金融危机不行了，要改革。有这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推动力和是来自发达国家内。就像前不久提出的沃克规则，它的一个根本动力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这种最大的压力在于什么呢？简单的话是人们在这场危机中，金融界的巨头们天天拿着高工资，之后出了问题让政府和全人民负担，这种压力是最大的压力。考虑到去年年底，拿了政府这么多钱，年底还要发高额的奖金，民众对这种很不满。
　　　 通过这一点我想说，发达国家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改革，都基于一点，不能损害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就是基于在全球的领先地位。雷达教授在报告中提到，美国在过去20年中，一个角色的重要变化是从世界银行家转变为世界风险资本家。我们看到中国很多钱在我们这里不是钱，只有到美国转一圈之后才真正是钱，背后就是美国有成熟的金融体系。如果损害到这里，任何的改革再从全球的利益有好处，也放在一边去。
　　　 最后，我想谈一点贸易领域，报告里也专门谈到。再平衡本身是一个贸易问题，对于未来贸易领域的改革，实际上压力也非常大。其中为重要的压力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所谓新型的保护主义越来越多。前一段G20的会议报告中说，在过去4个月来全球新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没有增加，但是同时也提到，从构成来说，实际上很多新的在WTO现在认可的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增加，但是很多新型的在增加。比如说购买美国货条款、在经济危机期之间发达国家政府要求本国金融业只能向本国企业贷款。这对贸易自由法是巨大的障碍，因此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必须要制定出新的规则对新的贸易注意，包括对新保护主义进行约束。但是，对此我们同样不乐观。为什么？有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更愿意把新贸易的规则与哥本哈根的减排，比如与环境保护，比如与知识产权的保护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毫无疑问是推进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更愿意把危机阶段推出的新的措施消除掉，更多的获得市场准入机会。双方都打着贸易的旗号各忙各的。今年启动的多哈回合，我个人不是抱太乐观的态度。把这个和经济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中国经济必须要应对的，也是难以躲避的一个挑战。反过来，中国经济如果能够成功的应对，即是对自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全球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谢谢，我的评论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