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现了低端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本报告希望从宏观层面来看待我们认为将会对中国的下阶段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本课题经过三个月，历经10次左右的研讨会，我们在9个分报告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多次研究形成了这么一个主报告，很显然，我们这么一个主报告是凝聚了我们学院里面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人仅仅是作为宏观组的代言人，在这里代表课题组向大家介绍一下本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这个报告的题目是“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本报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认为本轮工资上涨并不是简单的上涨，而是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低端劳动力的深层次工资法则向市场经济形成机制的转变。
中国低端劳动力出现了总体变化，它宣告了中国底单劳动力市场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个短期现象，而是长期的现象，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特别是危机以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这和世界情况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向上翘的过程，工资上涨幅度大于10%。
2、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大幅度逆转，局部出现了“民工荒”，全部在岗职工人数今年3月同比增长了3.5%，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达到了103%，超过正常的发展时期，沿海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3、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低端劳动力增长幅度下降，这是劳动力占中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开始出现拐点，因此这就是联合预测的拐点区间，我们在2010年以后将出现明显的拐点，这表明我们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渐步回落。
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总工资标准。富**肯定是个比较明显的事件，事件之后中国各地方政府相继提高了工资，另外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涨幅也比较快。
因此，随着工资上涨资本流动也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看，09年外资流向，原来的外资流入大省，比如浙江、上海、江苏，都出现明显的回落，浙江省出现了负增长，而中西部地区重庆、山西、辽宁、四川等省成为了大量的外资流入地，这跟东部地区劳动者工资上涨有很大关系。另外劳资纠纷问题，最显著的特征是纠纷的数量和涉及的人数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第二，工资水平的上涨，我们认为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比如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等，其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转变。
1、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保留工资不断上涨，推动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所谓保留工资就是留在农村的劳动者收入水平，它的上涨主要原因源于农村改革使务农收入进入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随着农业税豁免、清楚统筹提留、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政策等，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六届了农户，人均产生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另外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这对转变成本带来了上升压力，另外中国农民工出现了新生代，这也导致了保留工资的上升。
2、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特征使劳动供给曲线变得缺乏弹性。尽管农村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
有人说中国工资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易斯认为经济传统两个部门：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传统部门由于工资很低，当工资达到工业水平就由农村城市转移，这里面就有个刘易斯拐点问题，当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话表明传统经济已经向现代经济的过度。事实上我们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有没有出现？目前我们中国的农村还有3亿多的劳动力，经测算就业率大概也就40%-50%的样子，毫无疑问中国还是存在剩余劳动人口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农村供给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是有很大关系的，事实上中国的家庭分工是特别明显的，因为农村人口有所谓的承包地，因此中国的农村家庭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也就是说一部分在城市打工，还有一部分留在农村。因此他们这一部分的人转移能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由于这种家庭分工的特征，导致了这部分人转移不出去，那么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劳动供给就会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起码不是无限弹性的，我们利用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99年在农村留守劳动力中只有19.3% 的劳动力表示因家庭原因而不愿出外务工，但到了04年这一比例升至28.9%，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3、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地位的确立，低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进一步变化，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进一步催生工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加快对劳动力需求会进一步加快，城市生活成本会进一步上升，转移成本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工资上扬可能是个趋势性的现象。
4、随着中国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达到顶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存在回补趋势。过去20年尽管中国的GDP、中国的人均GDP、地方收入都在大幅上扬，但农民工工资基本上维持不变。
第三，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扬的传导作用将导致中高端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相对变动，最终导致要素市场总体发生变化，促使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加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为启动内需和推进城市化战略提供条件。我们认为工资形成机制变化有助于缩小各部门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也就是说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但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是很大的问题，因此本轮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有助于产生一种内在的机制，来缩小工资之间的差异，因此有可能引起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另外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对增加国内需求，对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长期低于比同期GDP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设备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特别是2000年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我们要由外需转向内需，投资拉动增长转变为消费拉动增长，毫无疑问取决于收入，本轮工资变革有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就是由外需依赖向内需刺激的拐点转移，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逐步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拐点出现，这个拐点出现和本轮工资形成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从长期趋势看，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工资上升的根本动因，而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作用以及资本投入变化则逐渐表现为推动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预计，这种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特征以及投资快速增长趋势还将持续呈现，工资增长趋势将会在较长的一但时间内持续下去。
第二部分，我们将分析本轮工资上涨对经济结构到底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很多人认为本轮工资上涨将会使企业的投资、民间资本的投资，利润来源会进一步压缩，从而导致中国的竞争力降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等等观点，我们对此不抱有这样的看法，首先根据我们测算，本轮工资上涨到底对中国经济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些计算。
主要用的是投入产出法，来测算工资上涨产生的影响。第一我们认为本轮工资上涨毕竟会带来成本上涨的压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劳动力水平在持续提高，因此在工资上涨的同时单位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出现了下降，因此单位劳动力成本压力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我们从2000年-2001年工资上涨水平来看，实际工资水平是低于GDP增速的，因此单位产品的劳动力产品从2001年-2010年并没有上涨，08- 10年上半年期间，单位劳动成本快速下降，从5.1%下降0.4%。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团队的计量研究表明，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中工资成本推动的因素较弱。
我们利用经2010价格修整后的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我们计算了当所有部门工资上涨10%的情况下，各部门成本将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
第二，工资上涨并不会对所有行业形成共同的冲击。不同行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而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向比较而言，垄断国有企业部门的工资相对比较高一点，民营企业工资水平较低，本轮工资上涨相比较而言对民营企业的工资上涨压力相对比较大一点，这是经过我们测算得出的。
对出口的影响来看，本轮工资上涨并不会对我国出口比较优势带来根本性改变，非加工贸易出口品的生产受到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而加工贸易出口品的生产则受工资上涨的影响相对较小。加工贸易生产中的工资上涨将不对国内使用产品和非加工贸易出口品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本轮工资上涨对中国产生的出口产业影响不是致命的，也不是根本性的，有，但不是很大。
另外，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和出口地区结构的优化态度。我们分别测算了工资上涨所劳动力成本的效应，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对本轮工资上涨使相关行业产生负面效应的行业，烟草行业、纺织业、服装也、木材行业、食品制造业，事实上在2009年整个出口结构中这些行业占的比重并不是特别大，而本轮工资上涨引起对相关产业效应为正的行业主要在制造行业，在工业化学品行业，在石油加工业，交通制造业是一个正的效应，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在中国2009年的出口份额中占的比重相当高，大家看机器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分别占2.59%、2.28%，其实中国并不是主要买鞋子、买服装的，主要还是买设备，而这里的效应为正的。由此可见，总体上来看，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影响并不是致命的，可能是对中国未来出口产业调整是一个重大机遇。
再来看一下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出口地区结构的影响。像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未来在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会面临很艰难的格局，但相反效应为正的行业，我们在法国、德国、以色列特别是印度比重相对比较高，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并不会面临根本性、颠覆性的格局，我们认为对未来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另外工资上涨不会对我国制造业的大国地位形成根本冲击，从中美贸易关系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互补性优势，中国外贸发展的外需基础稳固。从单位劳动成本的跨国比较看我国对外贸易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换句话说，本轮中国产品劳动工资上涨引起劳动成本上涨，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这种贸易格局，因为我们的互补性是很大的，美国人要求我们汇率上涨，其实完全是出于他国内的政治需要，其实即便涨了20%左右，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贸易格局，从趋势上来看他该买我们的东西还是要买我们的东西，由此可见我认为这是个政治事件，并不是经济事件，所以我们该应付的还要应付，否则落入他的陷井，汇率涨20%的话是相当大的问题。
第三部分，客观分析中国外贸劳动工资上升产生的影响上再来看看工资结构机制的改变到底对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国的发展机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过去很多的研究成果都表明，担心的比较多，认为挑战大于机会的比较多，而我们的研究是，我们认为是机遇大于挑战。
大家知道，中国尽管这30年取得了飞速的增长，但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主要是由外贸拉动的，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环境污染、结构性问题，所以中国要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是发展模式转换，根本是结构调整，实际上来看，结构调整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我们认为主要是调整机制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的调整主体是政府，政府主要是制定产业政策，这严重扭曲了要素价格，同时我们设置了很高的技术壁垒，中国的话越调整，长期越长、短期越短，所以我们认为主要是机制问题，本轮工资上涨的变革恰恰为这种结构调整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请看下面的分析，我们将证实这个观点。
一、工资形成机制的革命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并加速中国“加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本轮工资上涨恰恰可以改变中国收入格局，这种深层工资定价法则向劳资双边协调定价会加深。我们看08-09年，我们都发现了农村家庭收入、城市家庭收入、全国GDP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扬，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人均GDP超过3000美金，意味着消费结构将全面进入工业化消费时代。到了2011年中国人均GDP将步入4000美元大关，按照一般消费层来看，中国也将步入对服务业需求加速的节但，而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无疑将使上述台阶效应加速到来。
二、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加速推行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的也较为明显。而这种转移会大大改善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及政治问题。
这是2001年和2007年东中西部分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从这里来看还是有很大转移空间的，中西部地区在逐年大幅度劳动报酬的背景下，实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并且在大部分行业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需要产业转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三、长期来看，低劳动力成本会严重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利于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升级和政府主导型的技术替代带来的各种问题。
1、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会使得相对劳动力而言资本的价格显得高价昂贵，那么企业对廉价劳动力这一资源进行过度使用，而不愿意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低劳动成本进行盈利，致使我国国家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均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
2、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世界工厂”使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这种状况很难改变，我们适时引入工资新的定价机制形成可能有助于这种形势变化。
3、低劳动力成本致使产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仅仅看绝对的劳动力成本，应该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二者的综合体现。目前我国制造业绝对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位置，但考虑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并不低。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允许劳动生产率低的经济活动也能盈利，使很多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环节缺乏效率提高的动机。
4、工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从以轻工业为中心到以重化工业为中心，再从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转向以高加工度工业为中心，最后才转向以技术集约化工业为中心。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助于工业化进程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也具有内在的可能性由行政力量主导转向市场力量的转变。我们通过对美国产业的研究，我们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可能会由轻化工业化阶段向重化工业化转变，而其中要素市场化是必要的调整，所以我们认为本轮工资上扬是有助于中国向高工业化转变的机会。
5、我们认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这张图显示的是人均消费水平和城市化进程是同步变化的，而中国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是相当低的。
第四部分，根据以上的分析给出了我们的结论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们并不那么消极的看待本轮工资上扬，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扬，我们认为这导致了要素发生改变，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将会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留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在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之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是以积极态度看待本轮工资上扬，这将会使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阶段，本轮工资上涨它是个长趋势，我们更认为它将导致中国经济迎来一个新阶段，有这么五个特点：
第一、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型转变提供了辛弃疾，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性向内需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沾边。
第二，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
第四，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迎来城市化的超加速期。
第五，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
在以上的判断上面得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议：
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两个方向提供政策支持。发挥政府行政调整的积极引导作用，补足过去政府政策缺位部分，让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的不足，让市场力量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克服转变过程中政府形成的制度障碍，改革政府的不当干预，消除政府调节的负面作用。
第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翘动整个经济调整的重塑。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想转变到以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
第二，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
第三，尽管市场力量成为未来结构调整的基本驱动力，但劳动剩余于公子上涨的并存格局决定了结构调整还要辅之以政府的适度干预，防止单一的市场机制将中国经济过早地引入到偏废就业的新古典轨道。我们要更多的鼓励劳动偏向型技术的引用。
第四加大改革力度，完善要素市场，让要素价格更多地反映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理顺要素比价关系，抽象校正各种技术进步模式的成本收益。要根据要素偏向度执行有区别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劳动偏向型技术更大幅度的倾斜。
第五，在产业加速梯度战役的进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顺应市场化转移的潮流，加强中西产业转移承接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出台政策应对东部在传统产业转出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使东部进行全面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形成东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
第六，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并加快城镇化进程创造条件。要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配合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联动改革。
第七，加快优化出口结构，扭转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式促进贸易增长，继续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国出口应尽快由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转变性依靠技术创新转变，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竞争方式和思路，注入提高生产率、更多生产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从成本优势逐渐向质量和品牌优势转变。
第八，在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的实施具有高度的经济战略意义。政府应当从传统的物资资本投资模式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之上。中国不是面临人口红利终结的问题，而是面临如何将人口红利转换成真实的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其关键是人力资本能否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这紧紧依靠市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政府是可以由所作用的。
第九，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让民营企业在未来的结构调整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我代表我们研究团队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影响给出了一些判断，这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但我们并不是胡说的，我们有9个报告作为支撑，有大量的数据和计量模型，好在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前台就坐的大腕儿，所以我们希望听听他们的见解和评论，以便我们在未来做的更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