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持人、杨院长，今天非常荣幸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宏观经济论坛。去年在北边楼里搞的很系统的报告也出了书，今天的报告跟宏观经济形势有很密切的关系。主报告发言人杨院长最后是以改革作为结束，强调了中长期、中远期的改革措施对经济的效应。我们作为学校来讲也在研究，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报告也出来了，你们的报告一半以上是跟财政税收改革有关系的，很强调体制。我下面讲三点看法。
　　　 第一、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机制出了问题，政府应该救市，道理是比较充足的。中国是受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市场机制基本没有问题，中国只是受到了经济的影响。中国要这样救市，前提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人家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不救市场垮掉了。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机制发展到现在一直是生机勃勃的，但是基本上没有出问题。政府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的救市、投入，应该吗？这是一个大判断，这个事情是要考虑的。
　　　 第二、我们有是有问题的，我们从04年开始用科学发展观调整。现在地方财政没有钱，土地财政到07年的时候达到最高点，06年超过了1万亿，07年更多，杭州那么一个市07年就800多亿北京也将近1千亿，这样全国就有1万亿以上了，08年下半年以后这一块就少了，土地财政是占总规模的一半以上，这跟现在房子卖不动有关系。现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在讲财政下降，所以对改革方面的一些措施有一些担忧，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能需要好好想。我们的土地财政这个问题堵住了下一步收支改革的道路，本来是需要转型的，把土地方面的增值税、物业税的路征了土地出让金以后再推房地产税、物业税就很困难了。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一段时期不应该强调个税，比如说日本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台湾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有30年左右的时间不大强调个税，他们当然强调收入分配要公平，但是靠的是土地增值税，因为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人均收入差别主要是表示在土地和房子自有的层面上。但是我们现在土地出让金的办法让地方政府掌握，这样要转型就很困难，所以这件事情是要调的。我们面临这样的改革机会，靠目前的土地政策是有问题的，这一块如果不调的话就把后面的路都堵死了。
　　　 第三、我们目前的发展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标准就是人均GDP达到2000亿元，这是工业革命的起点，英国是1820年，美国是本世纪初，我们是1995年达到人均GDP1000亿元，2002年到2003年才达到人均GDP2000美金，这是工业革命的起点。我们以往的30年，从1978年到2002年只是为工业革命做一个准备。工业革命进入人均GDP2000美元以后，美国翻一番花了50年时间，英国花了70年时间，新兴的亚洲国家从2000美金涨到4000美金花了10年时间。我们2013年会不会人均GDP达到4000美金，是有这个可能的。我们才是工业革命的起点，要把国门打开好好改革，让资本量得到很好的利用，我们的势头不应该被打断。所以这个过程不是靠救市、靠政府，我们98年那一次危机走过来主要也是靠改革，靠进入WTO、启动民营资本，靠这样的改革我们才走出危机的、走出危机阴影的。我们98年那一次救市政府3000多亿或者是9000亿国债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我很欣赏这个结论，这是有经验证明的。那我们这次的影响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这件事情是需要三思的。
　　　 最后说一下营业水和增值税的改革，我们是欧洲的17%的税率，东亚、日本、韩国也引进增值税，税率是5%。我们现在这样的负担，营业税就涉及到服务业，服务业涉及到IT、金融、保险、软件、商业服务、物流，这是交易量很密集很需要解决问题的瓶颈产业，我们营业税税率据测算在上海等地区是远远高于增值税税率的，这对企业的发展是很大的制约。我觉得增加支出还要减税，增加支出是会有效应的，而减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更多的小企业活下来，能多雇一点工人就业效果会更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