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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发言之前想和媒体的朋友做一个事先约定,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的发言有报道的价值,建议大家直接用我的原话,或者把你报道的内容交给我们的会议主办方看一下,以免产生误读或误解。
    今天的会议主题我觉得特别富有远见,原来给我发的通知用的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这让我想到不久前刚刚闭幕的G20会议上,特别是报道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达成共识。上面说,一方面要维持大幅度经济的刺激力度,同时还要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退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在这个时候,探讨支撑经济增长的来源,显然意义非常重大。
    中国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社会,我特别认同报告当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在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和直接推动力在于消费。以政府为主导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判断变成现实,这显然需要政府政策的推动。当然也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所以很有必要稍微的回顾一下一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支撑经济增长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并且探讨一下未来这些努力可能存有的空间在哪里,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
    按照传统的说法,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三架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从政府的角度讲,在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的说法,那就是从去年年末到现在,在这次危机中,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从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中也是这样讲的,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基本回升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拉动,这也误读的成分。4万亿并非是政府的,政府的计划是1.18万亿,4万亿是根据此所可能引致的投资拉动效益而推算出来的。即便是1.18万亿也并非是1年的投资量,要分减为3年。08年是1048亿,09年4875亿,明年5885亿。即便是今年4875亿也不是即时或者已经见效的投资额。大家知道,政府的一笔投资的支出从拨付到最后头润使用,要经过三个阶段,考虑到固定资产本身的周期性和目前投资运行中特殊的事情,在计算投资拉动效应的时候,我们也要打点折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说的关于投资的第一个判断是,要关注政府的投资拉动效应,但是不宜把他夸大,或者是过分的夸大。
    第二见于投资本身具有时滞效应,今后拉动内需的主要措施可能还会回到报告的主题,依赖于消费。
    第三在投资拉动的效应之下,展望未来,中国政府对于投资拉动是不是能够保持目前这样的力度,或者这样的力度能不能按照预期的目标那样顺利的实现,我们还是要打问号的。主要的考虑是这样几条,其一是整个经济的走势,刚才几位学者包括我们的报告都做出了判断,说中国经济也好,世界经济也罢,最困难的事情已经过去,这和我们在危机之初的判断有些差异的。按照1.18万亿投资规模的安排,是逐年加大的,因此,在明年投资规模是不是继续扩大,我们还有待观察。第二财政收支本身的压力,我们虽然说考虑到宏观经济的效应,可以不计财政收支,但也不能完全不顾。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1到7月份,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负2.6%,1到8月份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是2.4%。一个月间拉动了将近5%,这些都是财政收支平衡方面效应的作用。
    再有,为了维持投资的增长,其实现在拿出的措施不仅仅是中央政府自己的投资,而且还有减税方面的安排,比如说增值税。计划减税的规模是1200亿,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1200亿很可能不能完全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减税额,主要原因是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背景条件下,增值税的减税因素和投资预期率的考虑,两者权衡可能后者的份量更重一点。

    因此看未来,或者说看明年或者后年,我们还有进一步推动增长的政策空间。在1200亿未能全部用掉的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政策的选择,一个选择是把增值税的抵扣范围扩大一点,现在只允许扣除企业的设备投资,能不能由设备投资扩大到土建部门。第二个选择如果不能实现这样全面的抵扣范围的扩张,还可以根据政府能够拿出的减税的力度和规模,来允许和追溯企业以往的投资。今年的抵扣只限当前的流量,如果我们财力有空间,可以考虑适当的抵扣2008年发生的投资,甚至可以给企业下达一定的抵扣指标,这是关于投资我们能够有的空间。
    关于消费,我很同意报告当中所提出的对于消费重要作用的判断。但是从政府的角度,如何去推动消费,恐怕还是在收支两个方面去做文章。一个方面就是支出,我们指出投资本身效应的时候,就隐含着政府拉动投资的收费就是转向消费。投资性支出和消费型支出相比,今后的空间应该往消费领域倾斜。比如说直接增加消费群体的收入等,这都是主要的考虑。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虑,调节贫富差距,适当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点空气要下大气力和大决心来突破。主要的扩充是什么?目前尽管政府一再的下决心要拉近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但其实政府手中是没有或者基本没有调节贫富差距或者收入分配差距的手段。大家可以一一列举,假如你是政府官员,让你来采取措施,要缩小贫富差距、拉近贫富差距的时候,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安排。能拿出什么法律手段?顶多是最低收入的工资标准。剩下就是所谓的经济手段,经济手段我们能有什么呢?刘所长参加写作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东西是什么?主要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税收的调节如此等等,我们中国的税制结构第一没有财产税,也就是说,我们对财产的存量是不能调节的。第二在收入分配环节我们只有个人所得税,而这占整个收入的比重是6.4%,是很微弱的。流转税都是累退税。所以往远处看,正确  真正完善贫富差距,就必须加大税制改革的力度。要加大像个人所得税这种直接税的征收比重,同时要削减对于流转税收入的依赖程度,这可能是今后我们的一个努力的空间。这是讲消费。
    第三是出口,出口当然是支撑中国三十年当中,特别是十几年当中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源泉。大家注意到没有,支撑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政府手中的因素主要是什么?毛振华教授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出口的退税,但是在今天国际国内的背景下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从去年到今年出口退税率已经连续提升了7次之多,目的就在于支撑出口的需求。目前遇到的障碍是什么?一个是政府财力的支撑,去年一年整个的规模就高达6000亿,今年能不能突破7000亿就是一个问号。以中国这样一个一年财政收支只有6万多亿的规模两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出口退税的计划,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是其一。第二是出口退税在国际上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尽管税负为零是国际的惯例,但这不是全部的税负为零,不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为零,而是流转税的这一块。我们要关注税制结构的巨大差异,有人研究过美国的税制结构和除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三国的税制差异。中国没有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只有6%,其实我要告诉大家,中国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就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相加就占08年全部税务收入的6.7%。我买一个手表,成本加利润可能是900,税金100,国内1000元就可以出口。出口的时候,我们要退掉流转税61.7元,同样一块手表是作美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卖价也是按人民币1000,出口到中国的时候,虽然总税负也是100,但只需要退掉十几元钱,这就是税制结构的差异。正因为这样,我们出口退税率的每一次提高都会作为很大的振动。在你看来,是出口的产品税负为零,当然讲流转税为零是国际惯例的事情,但是在世界上对产品价格的冲击力度和其他国家有很多的不同。怎么办?在这样的条件下,也逼迫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为消费,转向于实实在在的民间消费。
    综合上面的话题,我以为要维持中国经济在走出衰退之后的增长势头,不管是次高速还是更高速或者就叫做高速,如果我们说要想从政策层面来保证预这个预期得以实现,我们要把主要的关注力放在消费上,而且要把更多的政策、资源往消费上倾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