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早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人大的宏观经济论坛。大家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刚才这个题目是讲财政困境下怎么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讲了很专业的财政问题，我本人不是搞财政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报告讲的非常重要，实际上就讲到目前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财政收入在下降的大背景之下，怎么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提出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哪一条思路更对一点，特别提到了要进行市场主导下的结构调整。同时也在这个里面提到了制度的建设跟当前的一些政策。
　　　 我想从宏观经济这个角度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很多观点我也是赞成的，包括刚才刘尚希老师很多观点我个人都是赞成的。最近我们也在看到短期经济形势，特别是1、2月份经济形势不太好，我们也下去做了很多调研，昨天刚刚从东北回来。实际上也在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在目前这段时间“新常态”之下，经济社会发展里面，特别是经济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自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当前五个问题，我觉得大家要看清楚。当时我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世界经济环境到底对中国好还是不好？很多人把中国目前存在很多问题归结于世界经济不太好，特别是世界经济外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目前很多困境。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目前的世界经济，从经济增长来讲，世界经济也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比较慢。但是我个人认为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这一轮下跌，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经济有好处，这个好处主要是在于中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大量的企业的经营成本是下降的。我们也计算过，就是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以及一些大宗的其他初级产品，包括粮食价格下跌，在去年把我们PPI拉下来1.3个百分点，CPI下降0.6个百分点，拉动中国经济0.4个百分点，就是贸易转移的效益。今年这个数字可能还要高一点，我们估计PPI会拉下来2个百分点，CPI可以达到0.5左右，可以拉动中国经济0.5个百分点。我的意思就是在全球经济大的背景下，我们不能说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国际引起来的，我们把矛盾往外推，如果有问题也是在于我们自己，世界经济总体上是有利的。当然过去这些年高速造成的外贸对中国经济拉动已经结束了，就是外贸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已经是吻合的了，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你如果讲我们还有20%的外贸增长，那是不可能了，在这个背景下去年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
　　　 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讲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在争论到底是结构性问题还是总体性问题。今天这个报告讲的很清楚，就是财政困境之下中国的经济结构怎么调整，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目前很多问题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看到很多，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问题，包括我们的财政、金融、土地制度等等很多问题，当然这个报告特别是讲到了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调研过程也发现产能过剩在一些地方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两年我们看传统行业比较大的地方，经济基本上是非常困难，主要是煤炭、石油、钢铁、有色、化工，主要是这五个行业比较集中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困难。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淘汰过剩产能过程中那么慢呢？为什么调不掉呢？第二，新兴行业到底怎么发展？为什么这些地方发展不出来新兴行业？有些地方我们去看，比如像黑龙江，像哈尔滨、长春，当地很多高校是不错的，985学校、211学校很多，历史上人才集中是很多的，为什么新兴产业发展不起来？到底什么原因？我们看到很多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直到现在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厂办大集体的问题非常严重。就是我们改革这么多年，这些体制性的跟财政有关系的很多制度安排，直到现在供水、供电、供气都是企业的事，政府没有参与，刚刚把这些权利划给政府，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厂办大集体的社会保障问题20年没有解决，量很大。还有资源枯竭的城市，本身这个煤矿已经没了，没有可开采的潜力，但是迟迟退不出来。退不出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为了维持这个地方的稳定，就要进一步输血，企业就告诉他说如果银行不给我们贷款，社会稳定是保不住的。比如刚才刘尚希讲到了财政三大作用，第一个是经济增长，第二是社会稳定的作用，我们看到一些本应该淘汰的企业还要继续银行给他输血，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问题， 这都需要我们解决。我们看到确实是财经方面的困境。
　　　 中国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结构性问题，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报告里面写的很清楚，借鉴80年代美国、英国的经验，70年代、60年代日本的经验，以及2008年美国和欧洲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经验，解决结构性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可能短期内就要财政发挥积极作用，当然这里面包括减税，也包括扩大支出，也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上。80年代美国、英国之所以成功了，除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关闭很多煤矿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减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复苏了，昨天耶伦讲我们下一阶段要加息了，欧洲是不行，美国是双宽，通过短期的扩张政策，创造比较好的环境，使企业加快重组以后，经济就起来了，而这样财政就比较稳健了。欧洲迟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希腊、德国还在打架，就是关于财政政策。欧洲的特殊情况就是主权，财政是主权最重要宪政，没法让渡出去搞积极政策，大家都搞货币政策。
　　　 在中国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情况下，财政确实要发挥作用，这是我们一直主张要利用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到底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呢？我们短期看就是报告43号文件，43号文件是非常好的文件，对于规范未来地方政府财政，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短期看他确实给我们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这个问题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地方政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投什么？我们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投的，这个投资投什么呢？第一，投进去既利于短期经济增长，又不要对长期问题带来后遗症的，这句话我们2012年就写到中央经济宏观会议上，去年又写进去了，去年在习总书记报告讲“新常态”的时候又写进去了，实际上要找这样的项目。当然，在调整过程中，我们报告里面写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结构调整，当然不能完全这样说，我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是政府该干的，跟市场主导型的结构调整关系不大，要找出这种项目来，就是即利于当前经济政府又没有后遗症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项目地方还是有的，核心就是融资问题。
　　　 第二块，我们当时说还有一部分投资可能是需要市场来做，但是政府要推动的，就是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投资，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增长的，我个人认为很多生产性服务业是市场的事，政府不用管太多。当时我们找到这么几个，第一是停车场建设，政府可以推动，市场完全可以感，停车场建设既有利于投资，又有利于消费，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这个规模有多大？很大。我们看四平几十万人的城市，车已经停的马路都是了，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意见，就是马路上划出线，不划线不能停车，你必须到小区里面，到停车场里面，同时政府有法律法规限制，新盖的房子必须有停车场，像北京、上海这种立体停车场也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就是咱们报告里面提到的，就是养老产业的发展，这个既利于当代，也利于长远，怎么做？我觉得PPP方式可以做。还有一块就是双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孵化器、孵化园区的建设。刚才报告里面也讲到了财政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科技这块没有发挥，不要针对哪个产业去搞，这种政策是有问题的，但是针对科技，带有一定溢出效应，又有准公共产品效应的投资还是可以做的。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融资怎么解决？这跟43号文关系就很大，我们希望在进行制度性建设同时，不要忘了财政短期调整经济的作用，我们在很大的房间里面开一个小窗户不行，很小房间开大窗户也不行，过去就是很小的房间开大窗户，各个地方都搞融资平台，现在是收回来了，一个大房间里面开一个很小的窗户，这也不行。所以我们就想希望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期间怎么解决中央和地方融资的问题，管死了，经济下的很快，不管肯定也不行。这里面就是制度建设跟短期宏观调控的结合点。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政府这个时候要发挥点作用。但是，是不是像报告里面说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水平高就可以多搞，我觉得好象很难评价官员水平，我去看，我到中西部地区去看，中西部地区官员水平肯定比东部高，很多都是博士、博士后。沿海地区官员受教育水平不一定比中西部高到哪去。核心问题就是资产负债表，你能把这个表看的准一点。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结构调整怎么处置。
　　　 短期方面我们报告里面讲的很清楚，我们要稳住经济核心是靠投资，投资就是投到我们刚才讲的领域里面，财政确实要发挥作用，包括43号文件的过渡期，我一直讲要有过渡期，去年多次在国务院内部报告里面一直强调要有。我去年年底就讲从短期经济增长来看，一季度不是低，一定下来，二度可能砸出一个大洞出来，核心就是43号文件执行，到去年年底银行拼命给融资平台贷款，因为从银行来说这是好项目，作为国有银行来说他是好项目，不会违约，他一定会贷下去。1、2月份资金来源没有问题，严格执行43号文件以后，资金来源马上断了，然后就会砸出一个大洞，即使开始再放，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怎么发债？现在只有几个试点可以发债的省可以发债，很多没有发债权不知道怎么发债的地方，你让他发债，这个过渡期怎么解决？你一旦把经济砸下去，再拉上来难度是很大的。当时我们提出来43号文一定要慎重，如果一定不让地方政府举债，就要发挥准财政的作用，就是国家开发银行作用，让他直接进行贷款，实际上是变相QE，或者变相财政政策，就是这么一种策略，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觉得是要做好这个准备。
　　　 这是经济形势上讲的国际到国内的问题，也包括一些问题，包括房地产问题等等，第四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很多人说中国要进入通货紧缩了，这个词怎么定义？咱们在座都是高校搞理论研究的，可以定义出来，我们搞实际工作的觉得就别争论这个词了，就看现在物价水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物价走低，还能走低多长时间？能给我们货币政策带来什么有的空间？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去掉输入性通货膨胀，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实际上中国物价水平没有我们数据表现的跌得那么厉害。这是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国际上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跟中国有没有关系？对中国来说，他到底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我们还要研究，现在大家都在做，用各种数量经济工具在做，我们也在做。现在我自己的看法原油价格下跌似乎跟中国关系不大，铁矿石价格下跌最多有一半跟中国的关系，真正我认为还是输入性的外生性的关系，当然你们可以研究，你们可以做数量模型。这样我觉得不能把通货紧缩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实际上我们最近通过一些大数据和其他渠道看到中国的物价，包括CPI，比如阿里巴巴网上销售，他们甚至告诉我们网上销售产品价格上涨10%左右，当然这个有产品品类问题，CPI是固定产品，产品找不到就没法统计，当然网上购买的商品可能不一样，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一方面价格下跌，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在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资金价格居高不下，土地价格也没有下来多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背后也是结构性问题，也有供需关系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通货紧缩问题怎么看。但是确实物价下跌对货币政策带来巨大空间，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判断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判断我们物价是涨还是跌，如果稳定在现在这个水平超过半年，货币政策就要宽，你就盯着物价，盯着CPI，你说CPI不高，我现在目标是3%，你至少定在2%上，不超过2%，持续在2%，你货币政策就放松。但是，这个放松不能像2008年那样放。
　　　 回过头来我总结今天讲的问题，结合现在一些周期性问题，像房地产价格下跌问题，还有一些库存问题，我今天基本上就是对我们这个报告非常赞同，长期的制度建设，短期解决这个结构问题，财政政策要宽松。货币政策要放，但是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80年代里根是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目前中国有经济下行压力，还有周期性回落压力，财政政策一定要宽松，货币政策文件偏宽松，可能这样的政策是比较正确的。同时在稳定经济的同时，我们把一些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讲到财政的作用问题，我觉得还可以改革的一些问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对报告里面有一点，我提出来可以再研究的，咱们是在财政困境之下经济结构怎么调整，能不能再强化一下，就是财政政策，或者财政结构改革政策到底对我们经济结构调整有哪些影响？我们可以再强化一下。现在我们只看到结构调整对财政带来什么影响，没有强调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政策，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他的制度设计是外生变量，这种外生变化变化以后对我的结构调整可能带来什么影响，这样对我们决策部门影响就很大了，我敢不敢动财政政策，在哪方面动财政政策，这样这个作用就更有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