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光临宏观经济论坛。今天上午刘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我的一个基本看法，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弹短期的宏观政策目标实现以后，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把政策的重心转向中期的战略，我们需要更好的谋划中期调整的战略。
　　　 我们这一轮复苏，刘教授也说了，投资的贡献占据主要的地位。前三季度，按照统计局的数字，7.7%的增长率当中，投资贡献了7.3%。应该说，我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危机前还进一步提高了。这就强化了中国经济增长固有的增长模式，对投资的高度依赖，而必然带来一个后续的结果是对出口的依赖。因为产能的过度扩张超过了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以后，必然有一块剩余，而这块剩余在危机前是靠国际市场来平衡的。
　　　 这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在中期调整中怎么来推进我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的高投资率基础的因素是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决定了我们的高投资率，也决定了我们高的净出口率。在这种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下，我们当然就会带来当前经济增长的特点。首先，高投资率就会带来产能的过度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形成的产出就会远远超过我们价格上升的压力。我们为什么通胀率明年也上不去？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产能的扩张机制在，使得我们价格能够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当然国际输入性因素可能会起作用，也许比我们预测的要高，人民大学刚才预测了会恢复到01年到07年的水平，我们感觉不直观，人民币和美元基本上是一种挂钩的状态。
　　　 我们说CPI可能都会出现明显的大幅的上扬，但是资产价格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大幅上升的趋势，这就对我们宏观政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怎么来防止资产价值泡沫的破灭，怎么来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怎么在保证资本充足性的同时避免价格上涨。这个上面没有讨论，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去研究的问题。
　　　 我们高投资率带来的增长的特点，我们也需要在一个中期的调整战略中去考虑，怎么样去调整。要不我们经济复苏以后，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增长形态了，所以我们始终强调，我们要推进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的调整。当然，这个调整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刻划。
　　　 我们为什么会形成当前的资产价格的上扬呢？很重要的是我们看他们的外围条件是对外投资，对外的投资主要是购买政府国债，资本项是管制的，这个就约束了我们对外投资的条件。另外，在国内这一块，资本市场又不够发达，资本市场相对我们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说，是发展滞后的，所以使得我们投资渠道更多的转向我们现实的资产领域。所以我们说，为了宏观政策里怎么样来调整这种模式，涉及到增长模式的根源问题，我们的高储蓄率。怎么看高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已经51%了，在全球大规模经济体中是独一无二而且是很难想象的。报告里也说了，处在全球债平衡的调整当中，无论是美国居民储蓄率还是欧元区，我们从最近的数字看，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实行对应的调整呢？这次金融危机可能也是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因为过度失衡，是以危机的形式来表示的强制的调整。我们如果来看到我们的储蓄率，这就涉及到对未来增长模式调整战略的基本的判断。
　　　 当然说明，要去刻意的政府的人为的调整，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高储蓄率我们的人口结构有直接的关联性，我们所谓的人口红利，我们抚养比在最近20年迅速的下降，都是采取了这些政策。现在我们往往提倡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去扩大居民的消费欲望，增强他的消费倾向。这个实际上我们这次一揽子计划里都在做，但要十分小心，我们这个过程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旦过快，成本过高，胃口吊得很高，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竞争性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会形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一种渐进的模式，但是好在，我们已经在接近一个临界点，我们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潜在的快速的变化。最近两年，大家去研究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这可能是影响我们未来结构性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想，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要推进这种转型，但是内在的变化也会给我们这种段性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可能是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个既有的特征是由于商品的市场化完成以后，要素的市场化没有完全到位，他的一个增长的基本特征就是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的依赖。我们对劳动力高强度投入，对土地高强度投入的依赖，为什么？价格扭曲，市场化没有完全到位。所以我们说，未来要推进这我增长模式的转型，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要素价格的改革，要素价格当中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劳动力和土地是我们调整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劳动力价格改革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难题，有的同学可以拿这个去写论文。我们过去几年居民收入当中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是下降了。下降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劳动者的收入相对资本的收益是下降的。怎么样形成稳定的劳动力报酬稳定增长的机制，这种机制是受到两个基本边界条件的约束，就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还没有完全到平衡点。劳动力价格是有市场供需决定的，怎么样形成劳动力价格稳定增长的趋势，这是劳动力价格稳定增长里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二是关于土地的要素，土地市场的改革怎么往前推进。现在仅仅停留于承包地的流转，这个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这也需要继续去推动研究。中国模式转型，这需要关注的是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中期调整是外部压力，全球季候变化，这也是一个硬约束条件，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你要有减排配额或者减排指标的压力下，怎么来维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个难度也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这是我们以前增长模式的另一个条件。这就对我们加大科技的创新，加快人力资本对要素投入的依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对于我们培育新的科技战略的支撑点，这对于我们改革现有的教育和科技体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们现在教育科技量的增长非常快，我们明年600来万大学生，我上回说，我们每年培养一个芬兰的总人口。但是我们怎么样提升毕业生的质量，怎样提高我们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去创造我们未来新的人口红利。我们在人口老龄化以后，劳动力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能创造出一个有劳动力质量来替代数量的大规模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红利时期，中国经济就有希望了。
　　　 所以我简要的谈这三点认识，供大家参考。我想在这种转型当中，人民大学肯定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够走在前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