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感谢大家光临本次论坛。我代表课题对报告的主题思想做一个简短的说明。我们本次报告的主题是“经济繁荣时期的财政政策调整”，我们所以以这样的题目作为我们本专题的研究，基于下面及方面的考虑：1、从04年开始，本轮周期的上升期开始，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在10.7%，中国经济走过了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财政收入持续的超收，我们统计了13个财政年度里，我们财政收入的增长收入高达1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宏观形势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状况非常良好。从0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明显的在提升，在外部的经济环境下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增速有着减缓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迫使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同时从国内来看，我们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补贴中长期的问题日渐突出，比如说我们的收入分配我们民生产品的供给问题等都凸显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在短期和长期都会面临着一个调整的压力。同时我们的经济形势的良好的运行态势又为这样的一个调整提供了一种契机。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报告或者说本报告研究的主要的设想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中国的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中长期思考问题。在中长期内我们着眼于支出结构的调整，加大公共支出的力度，为经济反向的软着陆打下供给基础。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应该由名义的稳健转向实质的稳健。同时又要为我们短期内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减速甚至是衰退留下一个相机决策的空间。这是我们基本的思想。
　　　 我汇报的内容如下：
　　　 一、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来判断一下中国宏观经济短期面临的态势；二、我们短期视角的财政政策应该做如何的调整；三、长期视角下的财政政策调整；四、就具体的财政政策建议给一个说明。
　　　 一、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态势总体说明。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的经济仍处于一个繁荣的阶段，我们要对通货膨胀的性质做出判断，我们希望说明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延续了2004年以来的持续增长的势头，增长的速度创新高，08年开始向下运行。名义的稳健转为实质的GDP，我们的宏观经济的形势总体上处于繁荣阶段，产出缺口和局部过热的压力仍然存在。
　　　 07年我们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46619亿元，比上一年的增长是11.4%，全年的固定投资总额是13.7万亿。07年中国的经济保持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势头。08年一季度，农业生产大省普遍遭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一季度的农业的生产增速继续下降，估计同比增速会到2.5%左右。根据工业生产的投资状况来看，一季度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增加了12.1%，与相对低迷的股市相对应，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的增速也不会很高。运输业受到了资产灾害的影响也比较大，估计增速会下降到9.6%，据此来估计，我们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所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达到0.5%左右。考虑到美国次贷危机和偏紧的政策的效应，也会超过8%的木百。这是我们对于形势的基本判断。所以我们认为，08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会有所下降，宏观经济运行仍然会处于一个繁荣的阶段，经济由偏快向偏热转化的风险有所减缓，但是局部过热的局面仍将延续。这是我们对于宏观形势的基本判断。
　　　 关于通货膨胀。07年以来我国的价值水平均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增大。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有典型的供给型的特征。在07年价格的上升是我们宏观经济中凸显的一个重要的问题。CPI上涨了4.8%，PPI上涨了3.1%，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上升。但是在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过程中，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我们以CPI为例，08年1、2的情况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7.9%，食品类价格上涨了20.7%，居住类价格上涨了6.4%，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这其中价格上涨的因素既有自然灾害造成的冲击，也有国际传导的因素。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也推动了我们07年底、08年的价格水平的上升。所以我们基于对于CPI构成的一个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原材料和金属材料价格是成本性的问题。本轮的因素是供给不足造成的，如果支持短期的供给不足不会造成长久的通货膨胀。这样的供给问题又遇到了当前的流通过剩，这样的一个货币环境的支持。我们可以认为近期的通货膨胀是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供给推动性的通货膨胀。
　　　 从世界经济来看，世界经济的下滑将导致我们国家的外汇出口增速放缓，美元的贬值也同时加大了国内进口通胀的压力，与此同时次贷危机以多种渠道正对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产生冲击。世界前景的不确定将达到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不确定。
　　　 首先，从世界经济降温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速角度来看，无疑这样的降温将导致我们国家的外汇出口增速放缓，但是我们认为据此来断定这已经造成了对于我们国家或者说造成我们国家的衰退还为时尚早。我们粗略的来看，05年到07年我们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到了全部贸易顺差比重的112%、81%和62%，净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大约在2.7%。对美贸易贡献是1.7%。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具有一个同向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红线）并没有向进出口这个增长率表现得波动性那么大。言外之意，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说明，我们出口的增长率和美国的经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并不能马上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这是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的。
　　　 另一方面，美元持续的贬值和国际大宗商品的走高，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07年12月，美国的CPI同比增长的幅度是4.1%。12月和08年的1月欧元区CPI的涨幅分别是3.1%和3.2%，继续向上攀升。俄罗斯和印度等一些新兴市场的通胀率也持续上涨。我们国家进口数量在增加，能源价格的上升对CPI影响不断加大。根据我们的测算，07年进口的能源的产品对CPI的影响弹性大约在0.1%左右。也就是说，能源价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CPI上升0.1个百分点。我们满林着一种进口的通胀的压力。
　　　 美国次贷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由于我们国家的资本项目目前还没有完全放开。并且根据公布的资料，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次贷领域介入规模有限。尚未发现外资留出造成我国金融市场比较大的波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影响实质上是有限的。但是次贷危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的股价的下跌来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由于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或者说次贷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就要面临着资产价格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评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短期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的通道，而人民币是逐步上升的。07年10月开始，人民币的短期利率超过了美元的利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计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逐渐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热钱就会流向中国的进市场，在金融市场上最为便利的方式将投资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一旦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或者说完成了一个金融的定位，经济形势好转。这些热钱就会撤出中国的市场，从而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这是我们对于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形势放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所以我们判断这样的影响尽管并不直接导致中国经济软中衰退，但是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将因此受到损害。所以国外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这是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宏观形势的判断。
　　　 二、短期视角下财政政策的调整。我们的主题思想是避免顺周期调节。
　　　 从2005面开始我们国家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但是这样一个财政政策我们对它的性质判断是名义稳健，执行过程中明显偏松，有很多方面延续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惯性，未能有效防范并化解经济由偏热向过热的转化。
　　　 1、财政赤字仍然巨大，没有出现平衡财政的迹象；2、近期出台的一些税改制度具有明显的促进消费合投资作用；3、平抑物价的补贴，对CPI的上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虽然我们国家经历了多年持续的增长和大幅增收，但是财政赤字仍然巨大，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明显偏高。尚未出现平衡预算的迹象，从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近三年来实施的财政政策名义稳健，执行偏松，具有扩张惯性。
　　　 从分税制改革来看，我们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8%，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年还有比较高的财政赤字。这是我们国家财政状况，05年到07年GDP的比重为1.43%、1.18%和1.17%。中央财政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7.9%、17.6%和22.15%，在这样一个繁荣状态下，我们的财政赤字并没有出现减缓的迹象。
　　　 在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期间，我们国家的多项税收制度改革具有推动总需求增长的作用，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和利息税税率下调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可支配售出，对消费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08年开始实施的新的税法也降低了企业的赋税水平，对企业的投资有促进作用。
　　　 在财政政策性的补贴其中有一项是平抑物价补贴，这样的补贴对CPI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CPI居高不下的条件下，我们认为应该调整转移支出的结构，增加政府抚恤救济等支出，尽量削减甚至取消政策性财政补贴。
　　　 03年到07年间，政府的财政转移性支出出现比较快的增长，03年为4219亿，04年为510亿，06年为5982亿，增长速度超出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对CPI上升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因为在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中平抑物价的补贴和社会福利支出都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直接正面的影响。
　　　 我们利用近几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因素都是CPI增长的可拦截原因。平抑物价的影响比较严重。平抑物价的补贴起到了推动价格上升的作用。
　　　 三、中长期视角下，我们来看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选择，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寻求总量跨其平衡下的结构调整。
　　　 在中长期视角下，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说明财政应该寻求总量的跨期平衡，二偏向民生供给型财政在建立民生财政中我们强调供给的特点，三财政政策应该关注社会公平，四财政政策的中长期来看应该为降低环境污染出把离。
　　　 财政收入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但是持续增长并非异常现象，也不会是一个常态。在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我们认为财政的自动稳定性的功能在我国应该起一个长期的作用。近期财政的超速增长只是一个特定环境下这样一种制度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在中长期内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下半年财政收入可能出现下降，因此必须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避免财政支出的刚性，以便为财政萧条时期的财政政策留有空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07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总收入已经达到了50775亿的程度，收入规模已经到了04年的9.73倍，13年间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8.3%，高于我们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样一个财政收入中，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中税收的比重平均来看占到财政收入的9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于税收。
　　　 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就税收而言，我把我们国家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增长率和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做一个对比。我们注意到在迁徙阶段的时候，我们税收的增长速度的波动性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符合我们典型的自动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93、94年开始，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持续增长速度偏离了GDP的增长。不再是在经济增长速度间穿行，看不出所谓的自动稳定性的作用。有些学者将此看成一个异常。我们对这样的问题，利用国际的数据进行考察。
　　　 从国际上来看，这样的现象的确比较少见。俄罗斯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和GDP的关系有这样的一种特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具有前者的特点。分析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的税收体制的调整，特别是分税制已经税收的监管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周收入偏离GDP的增长态势是一种短期的现象。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是长久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般的因素应该是一个长期因素，而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是相对短期的。一旦遇到经济增长速度下缓，财政增长率也会下降更多。应该从中长期做一个思考，在经济的繁荣时期，不要从一个短期入手，而应该从一个跨周期范围内寻求一个周资的平衡。
　　　 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应该偏向民生供给型财政。从唱起来看，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合理表现得更加突出。本质上应该是民生需求与民生供给的不对称。尤其凸显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供给长期不足发展缓慢。我们国家财政支出长期偏重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轻民生重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特点。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指出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作用，民生物品的供给还有短期平抑经济波动的功效。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应该从基础设施向民生领域调整。同时我们也注意，这样的一个条中应该是偏供给性的。在供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对民生品需求的刺激。这样以便为我们长期改善民生品供求的矛盾和结构的问题提供一个供给基础。
　　　 从长期来看，我们国家财政生产型支出规模持续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来，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回落。生产型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对总供给的产业结构起到了优化作用。倾向于提高服务业的供给比重，降低工业的比重。这是我们一段时期以来，财政中生产型规模的一种分析。我们05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的规模大约是9316亿元，同比增长的幅度是17.44%，增长率高于04年的经济建设费的增长速度（14.77%）。06年经济建设费用的支出进一步增长，同比增长了15.22%。我们在财政支出中经济的建设费的一直保持着一个高速的增长态势。从功能财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经济建设费一直也是占比最高的一项。在78年是64%，98年下降到38%，05年开始实施稳健性的财政政策，我们的比例降为27.46%，06年这一比例降低到26.56%。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下降的态势，应该说经济建设的支出比重下降，通常体现为政府在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占比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也意味着私人部门对于其他的一些价格的敏感度在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基本建设或者生产型的支出对于优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增进了服务部门的供给比重，降低了工业部门的供给比重。从这样的时期来可，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的支出比重的下调具有优化产业结构的功效。
　　　 我们注意到基础设施在我们国家财政资金的适用上是一长期支持的重心，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使我们国家长期的公共供给结构不合理，能源、基础供给和交通运输的供给比较快增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的供给不足，发展缓慢。数字给出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带财政指出中基本建设的指出在02年以前是30%以上，03年之后相继在26%到28%之间，相应的文教、科学、卫生方面的支出占比没有超过20%。具体来看，财政支出中教育的投入偏低，教育经费的缺口比较大。06年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4780亿元，占当年财政只的11.83%。从数量上讲，似乎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研究组的成员参与的一项课题研究表明，我们以佛山的水平，我们认为佛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中等偏上的状态，以此作为参照物。如果我们的教育水平达到佛山的水平，我们的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还需要增加3738亿，这个增量相当于当年财政总收入的14.16%，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3.12%，可见我们这样的国家教育缺口仍然很大。
　　　 近几年，我们财政教育的资金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8%左右，而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在03年占GDP的比重到了7%，英国这一比例是5.7%。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财政教育的资金占GDP的比重仍然是偏低的，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
　　　 财政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比较低。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支出大约在4.5%左右，但是从99年开始这个比重出现了下降。到02年达到了最低值，比例是4.12%，此后还出现了缓慢的上升。我们国家居民承担的大部分医疗卫生支出也是医疗投入比较低的表现。05年我们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是52.2%，而财政承担的总费用是17.9%。这是刚才对于卫生支出占比重的说明。在限期这个比重到02年开始是逐渐下降的，之后才有一个上升，现在是4.6%左右。
　　　 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力度长期偏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增速与过敏经济的规模和增速不匹配。社会保障体系自身结构不均衡，城乡差距过大。存在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增长与公共财政支出相对不足的失衡状态。
　　　 我们国家国民收入的规模和增速因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增速不均衡。07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增长幅度基本上呈现略低于财政总额的趋势。在03年财政支出增长10%，社会保障的支出基本上没有增加。从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结构来看，结构极其不均衡，城乡间差距巨大。老年人中仅有1/5的人可以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在职人员的参保人数只有1.2亿，相对于2.7亿城镇从业人口而言，这一覆盖比例也是低的。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只该了城镇从业人员的1/3左右。农村的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还由99年的9.75%下降到了03年7.06%。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般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北欧国家甚至占到了一半。我们国家的财政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的支持力度明显的不同，占财政只的比重保持在10%左右。所以这个支出的力度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而言严重失衡。增速在最近几年内基本上低于了支出规模增长速度。
　　　 我们也注意到教育事业、医疗卫生领域支出对经济的增长作用。短期来看，有利于烫平经济的波动。快速实现财政支出的重心由基础设施向民生供给领域的转移，不仅能够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据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各个地方年均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绝对水平1%的增长会相应的使该地区的年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增长0.14%。科教卫生事业的支出占总支出的相对比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得实际GDP增长速度增长0.12%，从长期来看这样的转移将提升长期的增长路度。与此同时，各个地区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绝对水平增长1%，会相应的使经济的波动率减少0.04%。从短期来看，这方面的支出有一个平抑经济波动的功效。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提高这方面支出的规模和比重，有利于我国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预期，可以提高我们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动态效率和居民的福利水平。
　　　 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推行民生财政，应该坚持民生财政的供给导向，避免油道民生需求过快增长，以降低财政支出刚性，保持财政政策在中长期内的可控性。
　　　 从短期来看，我们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推行民生财政如果过多的强调需求方面的投入，进一步推高了最需求，反而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财政收入的持续的高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从长期说来，我们并不能保证财政收入永远保持18%的增长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从长期内关注财政支出的结构，在民生财政的过程中坚持一种民生的供给导向。因为在民生需求的方面而言，许多方面的经验表明，民生需求的支出往往具有刚性。说得通俗一点，是调上去下不来。在财政收入出现下调的可能性下，如果出现民生需求方面的支出刚性，就很难维持比较长时期的总量的平衡。因此，我们主张在现在的财政宽裕条件下，使用多余的财政收入应该主要放在供给导向上。
　　　 从长期来看，我们的财政政策应该关注社会公平。劳动者的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偏高。我们财政二次分配在调整过敏受润分配结构方面作用不明显。二次分配仅实现了部分经济资源由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未能有效纠正住户部门在国内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占比偏低的状况。与此同时，财政转移性支出存在逆向转移问题，消除了逆向差异的作用。
　　　 在当前我们国家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鲍崇比重持续下降，居民间收入差距长期偏高，呈扩大趋势，地区、城乡差异依然存在。
　　　 我们国家的初次分配结果来看，劳动者收入低，从居民的收入差距来看，差距在扩大。我们注意到1998到2006年我们国家二次受润分配的一个构成。98年到03年劳动者的收入在下降。05年以后，劳动者的报酬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是下降的。从居民间的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差距扩大的趋势，与世行06年的人力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的GDP发展系数已经到了0.47，要高于许多的国家。比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略低一些。
　　　 我们再来看财政的二次分配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作用。这样的一种二次分配，实现的结果是经济资源由企业向政府部门转移，富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结构并未得到改善。住户部门在国内可支配的数额比重仍然比较低。这是我们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后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析。我们发现，在非金融部门中，二次分配使得他们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金融部门中比重下降，政府部门的比重是提高的，住户部门的比重几乎不变。所以我们分析的结果意味着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收入向政府部门转移了，但是并没有转向居民部门。
　　　 我们现行的财政制度中存在着向某些社会群体的偏向，使最需要照顾的低收入者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比更高收入者获得的转移性收入还要少，存在着逆向转移的问题。这影响着财政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出现逆向选择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对于转移支付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差距扩大导致逆向转移。
　　　 我们利用广义上的指数的方法，对不包含转移性收入和包含转移性收入的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测算。我们把全国分成城镇和农村以及农村与城镇六个指标，包含与不包含转移性收入的情况。以此指数来看，除了城镇受润分配的差距因为转移性收入而下降，其他的都是在上升的。这表明二次分配使得收入的差距不降而升。所以我们称之为逆向的转移。
　　　 基于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收入再分配使得城镇的受润差距在减少，收入比较高的城镇居民得到了相对更高的转移性支付。使收入再分配结构出现了逆向转移。
　　　 产生财政逆向转移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逆向转移问题与各地区支付的差异有关。06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中，全国最高的北京市人均达5626.09元，最低的新疆为145.18恩元，两者相差3.6倍。同样是06年，在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中，最高的是上海，人均是1126元，最低的是广西69.96元，二者的差距高达16.1倍。从城镇来看，转移性支出地区中间的差异是比较小的，农村的转移性的差距高达16倍。这就造成了逆向转移问题。
　　　 城乡分割、歧视性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也是转移性收入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因。以医疗保险为例，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为30%左右，公费医疗为4%、劳保医疗为4.6%，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5.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在农村参加合作医疗保险人口比例是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比重占79%。现在社会保障主要是以户籍制度为标准来获取政府转移性支付，这样的制度成为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四、财政政策应该在降低环境污染方面有所作为。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拉升主要依靠的是固定资产的投资，由于缺乏系统的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而现行的环境收费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导致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财政支出中环境保护资金投向不合理，使已有的环境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带来了巨大的环境资本。地方政府又存在着环境污染的冲动，也是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我们国家污染的排放量，无论用哪个指标来看，从01年到06年排放量的总额都是在逐渐扩大的。这样的一种污染现状从唱起来看，降低了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福利水平。同时使环境在2分配效应，使低收入人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这样的现象亟待财政政策加以调整。
　　　 现行的制度中缺乏环境保护税制度，现行的雾收费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制度的缺位和不完善在近乎刚性的经济增长条件下，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不利。
　　　 财政支出周环境保护支出占比低，财政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不够。环保投资结构不合理，资金主要用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治理和控制污染源的环保投资的规模偏小，增长缓慢，无法从资金上确保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费用。
　　　 我们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环境的支出比重以07年1到8月为例，我们的财政支出共投入环境保护的资金是254亿人民币，仅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总额是1.2%左右，明显偏低。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致力于污染投资的投向是不合理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源头问题。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主要用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对于工业污染源的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投资比重偏低，增长缓慢。
　　　 我们认为充分利用环境的规制和环境激励等政策来解决环境污染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作为政策的选择到底选择哪一个？应该主要取决于实施成本。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并不能通过市场本身来解决。我们分析的结果认为，对于垄断程度比较高的环境污染主体应该采用的是管制，对于偏竞争的行业，应该采用环境税的激励。
　　　 地方政府存在着污染冲动，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我们实证研究表明，税收制度对于政府污染冲动有一个影响作用。直观上说，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中增值税通常是和地方政府的分享比例是和相关的，比重越高污染越大，财产税是相反的作用，比重越高污染越弱。应该调中央和地方增值税的比重，适时的开征财产税。
　　　 四、我们基于以上分析，对于财政政策调整的主要政策建议。
　　　 在短期内，财政政策应该从名义稳健尽快走向实质稳健，消除财政政策的扩张惯性，避免为短期的经济波动实施顺周期的调节。05年以来我们实施的财政政策是稳健的，但是具有名义性，对总需求有刺激作用。从短期来看，经济的总体繁荣决定了我们必须放弃偏松的财政政策，在局部过车的条件下，应该保持需求中性。
　　　 短期的财政政策还要为未来的短时期内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的放缓留有空间。在外围环境特别是外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对于财政的政策必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为未来的相机抉择提供一个空间。
　　　 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财政政策也应该从基建省财政偏向民生财政，特别是强调民生供给性财政。保持能源、基础工业、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有一定增长条件下，加大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民生领域的供给。从而为反响软着陆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特别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坚持供给导向，提高对民生领域供给方生产型补贴，减少对民生需求的诱导。提高对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政策性廉租房等补贴和激励，并增加相关设施的供给。这是我们对于民生财政的建议。
　　　 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应该纠正目前财政转移性支出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逆向选择问题严重的影响了财政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要从根本解决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二是缩小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待遇的差别。逐步构建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系，提高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投入。
　　　 中长期的财政政策不仅要为降低环境污染提供充裕的资金，而且要为污染的主体提供有效的激励和规制制度。由于缺乏系统的环境八五税制度以及现行的污染收费制度存在严重不合理，导致我国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污染问题。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投入，一提高投入，二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对垄断行业实施比较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竞争行业实施环境税制度。三是在校正市场失灵的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动机，解决所谓政府失灵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总体的结论是，在短期内，我们应该避免顺周期，长期内给我们提供了财政调整的契机，利用经济增长和宽裕的态势，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打下一个基础。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