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参加这个论坛，而且今天除了刘教授的报告，刚才李局长的精彩演讲，我今天主要是围绕这个主题谈一些我的看法。
　　　 今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新世纪以来最扑朔迷离、最看不清、为困难的一年。对这个困难大家可能估计不足，刚才李局长说了，国际形势的严峻性。我们说国内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中央提出了双防，防偏快转向过热，防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胀。偏快转过热的可能性在降低，因为外部的问题，美国经济衰退、环球经济减速，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刚才李局长讲了美国，美国的透明度非常高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欧盟和日本。世界经济现在还看不清。外部就会输入一种减速的压力，我们去年出口占2.7个点，进出口占GDP是8到9，出口的大幅回落对GDP有一个自然的减速作用。我们今年1到2月份的出口增长了16.8%，大幅回落，2月增长了6.5%，对美国的出口2月是负增长，对欧盟的增长也是大幅回落。外部输入使经济自然有一个减速的趋势。现在真正严峻的是通胀。2月份CPI已经8.7%，PPI到了6.6%，可能不是短期的事。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用5年的时间。千万不要小看通胀的影响。通胀可能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剥削财政政策今后一个时期治理的主要目标。
　　　 应对通胀，现在比任何其他问题更重要。通胀是掏13亿人兜里的钱，它的影响是全社会的，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是我们的核心任务。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上面临两个挑战。一方面外部输入减速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叠加，会不会使经济减速趋势加强，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二我们过去持续多年的高增长积累的通胀的压力包括成本上升的压力和美元大幅贬值引发商品和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会不会叠加，进一步增长国内市场的通胀压力。我们说财政政策怎么办？货币政策我们今天不能去讨论，昨天我参加了货币委员会的咨询会也讨论了。
　　　 财政政策怎么办？刘教授说，要从名义稳健，转向实质稳健。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看法。财政政策可能对内在稳健的前提下，要适度偏松。因为货币政策是紧的，经济是往下走的，在这个时候，经济往的一个态势会慢慢明显起来。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承认国际环境是非常严峻的，通胀压力又是非常大的，我们说财政政策在实施力度上，应该稳中偏升，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我们的消费需求，在进出口需求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使我们的内需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之上。所以我们说，财政政策不仅在总量上要发挥作用，另外在结构上也要发挥作用，能不能研究一下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有些税收要调高，环境税要开征，但是还有没有减税的空间，现在财政增收太多，去年增收1.2万，超过99年的财政总收入。当然我们说，收上来，政府收入增加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提供公共服务，加大社保。但是由于我们现行体制，我们说在财政大幅度增收的同时，社会上还在讨论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始终值得我们去思考。什么原因？仅仅政策上调整也不行的，必须有体制上的变化。
　　　 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专门提到了财税体制问题。财税体制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我们已经十四年了，没有战略性调整。而我们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到了考虑调整财税体制，进行一个战略性调整的时期。如果不调整财税体制很难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总收入分配里的结构关系。我们说经济的现象、投资增长过快，新的投资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多。根源在何处？根源在于储蓄、投资、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衡。储蓄率太高。为什么？谁在储蓄？你们仔细去研究一下，背后就是政府企业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在发生变化。我们说这两年总的趋势是政府和企业的份额越来越多，这是好多实证研究已经做了，包括刘教授刚才说到的，他没有从总收入的框架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财政收入，去年财政征收31%，今年一二月又要增收40%，经济可能有下行的压力，但是财政征收幅度还是很难的。企业利润去年1到10月是34.2%左右，但是居民所得（城镇居民扣除价格因素）12%，农村居民9%多，政府和企业所得的增长幅度要明显增长，更何况政府还不仅是财政收入，还有预算外的收入和统计收益，还有各种收费和罚没收入。总的政府的份额是很大的。政府的职能转变很重要的就是财税体制调整。如果政府大量收入用于搞投资，投资能下来吗？政府的收入提高以后，无益于增加了政府的储蓄。在储蓄居高的情况下，储蓄是恒等于投资的，储蓄率居高怎么使投资下来？你让他下来合理吗？这些问题都需要去研究。至于财税体系有五个方面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是要上移一些中央政府，中央和地方来说，中央政府收入相对更高，增长得更多，有些领域可以上移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比如义务教育以前是县统筹，现在中央统筹了。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另外，提高规范转移支付和地方的转移支付，现在正在立法，怎么规范。包括整合转移支付的专项的项目，现在都是通过各个渠道来下去的，在地方怎么能够通盘的考虑发展的需要，能够把转移支付整合起来而不是部门化，这是需要研究的。
　　　 在税制方面确实需要研究，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投资热情？增值税是增加污染的，为什么？增值税主要来自工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40%多甚至50%来自于增值税，怎么样改变收入结构呢？现在财产税到了需要研究的时候，物业税，如果财产税的比重能够提高，增值税留在地方的比重可以大大增加，财产税留给地方、资源税留给地方。
　　　 预算体制要做相应的调整，现在政府体制改革方向比较多，决策、执行、监管适度分离又相互协调，预算执行结合再一起很难有效。
　　　 审议财税体制，现在不太被重视。体制上也是差异性很大，包括审直管县体制，有很多审议下的转移支付有很多都是可以研究的。
　　　 在环境领域，刚才刘教授的报告中提到了，资源环境领域的相关税制需要加紧研究，包括征收环境税，燃油税。燃油税我们现在不敢动，因为通胀指数很高，错失了很好的时机，我们还需要等待时机。这几个方面都是下一步体制方面需要去研究去考虑的。记者我很害怕，因为你们去报道，就没有人敢讲话了。这个是研讨会，一报道我们就不敢说，拜托各位记者，千万不要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