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人民大学的邀请。这次我读了报告之后觉得非常微观，几个专题非常细，上次也收到过一些报告，但是没有做得这么细致，做了很多的定量，方法很到位，很有收获。我自己也做过社会转移支付的研究，去年我们年底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国08年要从紧，我的观点是财政应该适当的放松。
　　　 这样想有什么根据呢？第一是我们国家政府的环境，我们都在批评政府考虑太大了，财政收入的规模去年是33%左右，GDP增长了三倍，这个是不是太大了？我感觉同时还是合适的。9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很多的国有企业，要让每个人公平的享受社会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好处。在90年代以前，很多人都在企业里，企业里有很多的保障制度。公民由国家来承担，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支出来承担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承担的职能，看德国、美国这些国家，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50年来发展社会主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各种指数比例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你在10%左右，他是30%左右，他是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来承担。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领域里，企业层面、规范层面已经很淡化了。问题是我们不规范，我们这么多资源，七八千亿的预算外、一万亿左右的土地财政等，8万多亿的资源由于我们体制不规范，用得不好，这是应该注意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报告做了很多转移支付的效应，转移支付对环境污染的问题，群众给付的效应都是很道微德。我们有这么多钱了，但是没有花好，体制不规范。土地财政这么多钱，该收但是没有花好，因为不透明。我们这么多税源，总量该收，但是结构该调整。你这么多钱，你有什么事到时候要评估，否则我们就跟不上。
　　　 要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要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进预算体制的过程，真正要给财政，基础还是税收。王一鸣院长的讲话我非常有同感，你要给财政，税收结构是基础。我们的结构还是增值税流转回主题的，我们强调制度创新，和谐社会，这个八个字非常好，但是没有制度创新，和谐社会是不稳固的。你要改变这样的东西，经济增长效益源动力，我们在过去五十年有两次重大核心。80年代强调要素强调科技投入，强调经济体制当中的组织结构的原动力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的影响，这就是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就要强调体制改革。我们80年代基本上是地方和中央的结构，还是原来的税种主要是针对企业的，企业作为法人单位来征收。真正的要制度创新，要强调要素，比如说资本、劳动、资源、能源，这样分析，让税业的归宿点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增值税可不可低一点，消费税能不能增加一点。
　　　 污染这个问题和增值税也不一定有关系，欧洲一些国家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增值税普遍是紧的，但是环境保护不错。可能是我们在税种里，环境税的执法和实施有问题。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强调发奖金强调部门利益，环保部门的奖金怎么发？靠收入，就是增加罚金，鼓励环境污染。人口计划生育的部门本来应该是计划生育的，但是靠富人生小孩罚几十万得奖金的。地方政府自己有利益，把应该做的返过来了。这就涉及到地方的税制要改革，中央的税制也是要改革。今天讲宏观调控，可能的利率要上升，上调出口增税国内可能要做调整，这样的问题都影响到了企业。
　　　 还比如说，制度创新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到目前为止，第4个报告是分权对专利的影响，做得很到位。根据我们的测算和研究，我们的税收体制，尤其增值税对于制度创新是非常厉害的。对投入对利润成本资本投入的负激励，让企业减低了对科技含量高的设施和研发的投入，降低了企业在这方面的原创性。这些东西国家都需要重视。你要强调制度创新，才能提到改革，但是基础是税制需要重新设计。这是一个大动作，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转移支付最大的问题是量不少，中央财政里60%以上的钱用于转移支付了，去年的规模超过一万亿。我们说这么多转移支付都包括在内，按照最终的来算是一万亿，但是地方政府拿到的钱是1.6万亿以上，结构不合理。53%是专业的转移支付，靠立项、拉关系和谈判，连中央民委都掌握了几百亿的资源，通过部委把这些钱拨出去，中央有很多模糊的暗箱操作。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钱不少，中国资源现在超过8万亿，这么多钱的效益就有影响。
　　　 这是我的体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