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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乔
    谢谢人民大学的邀请。这次我读了报告之后觉得非常微观,几个专题非常细,上次也收到过一些报告,但是没有做得这么细致,做了很多的定量,方法很到位,很有收获。我自己也做过社会转移支付的研究,去年我们年底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国08年要从紧,我的观点是财政应该适当的放松。
    这样想有什么根据呢?第一是我们国家政府的环境,我们都在批评政府考虑太大了,财政收入的规模去年是33%左右,GDP增长了三倍,这个是不是太大了?我感觉同时还是合适的。9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很多的国有企业,要让每个人公平的享受社会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好处。在90年代以前,很多人都在企业里,企业里有很多的保障制度。公民由国家来承担,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支出来承担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承担的职能,看德国、美国这些国家,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50年来发展社会主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各种指数比例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你在10%左右,他是30%左右,他是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来承担。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领域里,企业层面、规范层面已经很淡化了。问题是我们不规范,我们这么多资源,七八千亿的预算外、一万亿左右的土地财政等,8万多亿的资源由于我们体制不规范,用得不好,这是应该注意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报告做了很多转移支付的效应,转移支付对环境污染的问题,群众给付的效应都是很道微德。我们有这么多钱了,但是没有花好,体制不规范。土地财政这么多钱,该收但是没有花好,因为不透明。我们这么多税源,总量该收,但是结构该调整。你这么多钱,你有什么事到时候要评估,否则我们就跟不上。
    要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要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进预算体制的过程,真正要给财政,基础还是税收。王一鸣院长的讲话我非常有同感,你要给财政,税收结构是基础。我们的结构还是增值税流转回主题的,我们强调制度创新,和谐社会,这个八个字非常好,但是没有制度创新,和谐社会是不稳固的。你要改变这样的东西,经济增长效益源动力,我们在过去五十年有两次重大核心。80年代强调要素强调科技投入,强调经济体制当中的组织结构的原动力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的影响,这就是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就要强调体制改革。我们80年代基本上是地方和中央的结构,还是原来的税种主要是针对企业的,企业作为法人单位来征收。真正的要制度创新,要强调要素,比如说资本、劳动、资源、能源,这样分析,让税业的归宿点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增值税可不可低一点,消费税能不能增加一点。
    污染这个问题和增值税也不一定有关系,欧洲一些国家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增值税普遍是紧的,但是环境保护不错。可能是我们在税种里,环境税的执法和实施有问题。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强调发奖金强调部门利益,环保部门的奖金怎么发?靠收入,就是增加罚金,鼓励环境污染。人口计划生育的部门本来应该是计划生育的,但是靠富人生小孩罚几十万得奖金的。地方政府自己有利益,把应该做的返过来了。这就涉及到地方的税制要改革,中央的税制也是要改革。今天讲宏观调控,可能的利率要上升,上调出口增税国内可能要做调整,这样的问题都影响到了企业。
    还比如说,制度创新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到目前为止,第4个报告是分权对专利的影响,做得很到位。根据我们的测算和研究,我们的税收体制,尤其增值税对于制度创新是非常厉害的。对投入对利润成本资本投入的负激励,让企业减低了对科技含量高的设施和研发的投入,降低了企业在这方面的原创性。这些东西国家都需要重视。你要强调制度创新,才能提到改革,但是基础是税制需要重新设计。这是一个大动作,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转移支付最大的问题是量不少,中央财政里60%以上的钱用于转移支付了,去年的规模超过一万亿。我们说这么多转移支付都包括在内,按照最终的来算是一万亿,但是地方政府拿到的钱是1.6万亿以上,结构不合理。53%是专业的转移支付,靠立项、拉关系和谈判,连中央民委都掌握了几百亿的资源,通过部委把这些钱拨出去,中央有很多模糊的暗箱操作。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钱不少,中国资源现在超过8万亿,这么多钱的效益就有影响。
    这是我的体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