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到这儿来参加这次宏观经济论坛，这次听了报告的确耳目一新，收获很大。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确现在是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咱们知道，前两年，中国城市居民心脏病高发期，因为股市难以意料地在往下降，现在周一不知道会降得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实际也跟我们宏观经济研究，我看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恐怕这也是中国的特殊现象。
　　　 我87年到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当时跟着我们刘国光院长做宏观研究，当时宏观研究国内没有几个机构来做，我觉得那时候经济所的宏观研究是很有权威性的。研究的唯一需求就是中央政府，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们经济所在91年、92年的时候，成立一个特殊的研究室，资本理论研究室，他的支撑力量就是三家证券公司和股市，所以股民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包括广大的老百姓还有地方政府企业都开始关注宏观形势，所以宏观经济研究的需求量猛增。在当前，特别是从去年以来，股市又上升了，所以宏观的需求也在上升。需求上涨，但是供给怎么样，我们看到很多供给的方面也很多，包括有一些证券公司本身，他就在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生产这些关于宏观形势分析的报告。相对于全社会分析宏观形势这样一种状况的话，我看咱们大学是有他的实力，特别像咱们这期的经济研究所宏观报告，以及刚才李稻葵教授谈到清华大学宏观经济的思路，这些恐怕是其他方面进行宏观分析所没有的，不能提供的，这个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学界分析宏观形势有他的理论基础，能够把理论的根基跟宏观形势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当然我看咱们这期的宏观报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十分关注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强烈的影响宏观政策的这种倾向，这个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一直就在政府的强势的推动下往前走，所以谈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不能借鉴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这样一种框架或者规范来进行分析。所以在宏观分析方面要结合中国的一些特殊政策背景来研究。从朱溶基当总理的时候，我们都提出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很怪，怪在哪儿呢？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听不懂的语言说中国的宏观政策。比如说中国提出积极的宏观政策，我们那时候说只有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和紧缩性的。积极的宏观政策，下一步准备实行消极的宏观政策，事实上消极的宏观政策从来没有提出过，还提出稳健的宏观政策，一个时期稳健的宏观政策，下一步实行不稳健或者波动的宏观政策，没有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是专门制造波动的。还有调控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五次或者六次调控，宏观政策不管你是扩张性还是收缩性的，他肯定在调控，这个没有非调控性的宏观政策。所以调控性的宏观政策从何谈起。这些是咱们领导人喜欢这种比较好听的字眼，但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学界要慢慢地让领导人习惯，宏观经济他有一些用语要有比较准确的定义才好，这样不管是宏观政策的操作也好，宏观政策的原则也好，越来越走向科学、规范化的一种趋势。
　　　 实际我今天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报告以及其他的很多报告，就提了一个如何判断当前经济是过热还是是否要转向这种紧缩性的政策，这个判断除了物价水平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判断潜在的GDP，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实际现在增长率的问题，我这里没办法展开从理论观点上来讲，只想提一下，因为在座有从政府部门来的，也有从媒体来的，当然也包括学界的。关于潜在增长率，我看一些材料，美国政府统计的时候，为了了解本国的潜在增长率要做三项调查，一些主要的企业，第一项调查就是当前你的企业产出是多说，第二项在你全部的人员设备，在正常工作时间，满负荷工作的时候，你的产出量应该是多少。第三如果战争爆发，你要全力以赴进行生产的时候，你的产出量是多少，这种调查是跟踪下去的，不停地进行调查。这种统计资料对于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很好的反映指标。这种调查在我们国家据我了解没有，我们老在潜在增长率方面争论不休。比如说用过去多少年的平均增长率作为潜在增长率，还有通过一些模型模拟增长率多少，实际这是非常实际的事情，应该做这方面工作。再一个潜在增长率必须要注意自然的潜在增长率。我这里谈的自然问题，实际上理论上没有提，理论上往往从市场的角度衡量潜在增长率。实际我只是提出一个思路。自然增长率包括什么？自然的供给和自然需求两个方面，自然需求形成要排除畸形的需求，自然供给方面必须考虑到这种供给所产生的成本，一些自然合理的成本，包括资本成本，包括我们现在的利率，劳动力的成本，劳动力的工资，按照二元激进模型，我们的劳动力太低，劳动力价格，比如原材料、环境、土地等等。实际上还有社会协调这些成本都必须要注意。在这种成本扭曲的状态下，我们理解的供给就有问题，我们理解的自然增长率恐怕也有问题，我就提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