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我受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的委托发布2014年第一季度的报告。刚才杨瑞龙院长说了，这次的报告是专题研究，不是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这次专题是关于宏观调控是，我们的题目叫做“大改革视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我这个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重新审视我国的宏观调控：逻辑与实践。

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历史不长，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调节概念以来不过三十年历史，因此我们宏观调控是年轻的机制。

一、我国宏观调控背后的逻辑。也就是说支撑我们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想做简单的梳理。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好，宏观经济政策也好，它是受两个方面的因素支配，第一个因素是经济政策目标，第二个是政策制定者、政策倡导者的基本信念或者社会哲学。第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宏观调控或者宏观经济政策要做法什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是说宏观调控或者宏观经济政策能做什么，要做法什么和能做什么这两点是决定一个国家宏观调控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国家这两个因素具体来说是什么样呢？

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有两重性，第一重性就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第二重目标那就是我们通常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所看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我们的第一重目标它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包含有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政治改革发展和稳定、社会改革发展和稳定，这里面和宏观调控有关的有比如说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很大程度是第一重目标，但是我们的宏观调控还要服从第二重目标，这两个目标我们认为它们的关系不是并列的，第一重目标是上位目标或者最高目标，后一重目标是下位目标或者从属目标。所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目标必须服从第一重目标，并且有利于促进第一重目标的实现。特别是第一重目标之间稳定这个目标对我们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的四个目标影响很大，约束也很大。

我们都知道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中间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它当然也是宏观调控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离不开稳定这个大目标。包括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制定什么时候出台、力度有多大等等都要服从于稳定这个大目标。所以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抉择的特点，这个和发达国家的抉择还有所不同，西方是在宏观经济四个目标之间进行抉择、进行选择、进行组合，而我们既要在宏观经济这四个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还要在这两重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特别是我们刚才强调的我们宏观经济的四个目标要服从于有利于稳定这个大目标。

决定我们宏观调控第二个因素是可控性，这是我们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信念。我们认为我们相关政府部门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信念：资源配置、经济比例关系、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指标乃至经济规律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可控或者可调节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能做什么呢？资源配置也好，经济结构关系也好，经济发展规律也好，我们认为都是可控的、可调节的。这种可控性的信念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来源我梳理了一下，有它的根源。那么这个根源第一个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色，这个优势和特色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占有相当多的资源，或者说相当多的资源是公共所有。第二个是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然后是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支点。还有是我们党的政治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方面的特色使得我们的政府对资源有很大的掌控和动员能力。也就是说通常我们所说的“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这个表现最为明显。比如应对2003年的非典、1998年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大洪水、2008年我们成功举办奥运会、我们应对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都可以表现出我们的政府对资源有很大的掌控能力，也有很大的动员能力。这是可控性信念来源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国的土地在自然资源这些基本的经济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简单的道理，企业也好，上投资项目也好，必须有土地，但是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不批土地项目上不了马，企业没有办法新建。

第三个方面可控性的来源是我们宏观调控主体过程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宏观调控实施主体是三驾马车，就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中间不但有发达国家共同所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还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或者说不常使用的政府计划和行政手段，这是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一大特色。

最后，我们可控性来源的一个因素是我们实行了四十多年的娇；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思想和传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宏观调控。我们的资源配置、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做到有计划按比例，这种理念不时在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中。

何以见得？我们看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可控性的信念是在降低或者衰减的，但是这个信念还顽强的存在。大家知道，农村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间有过渡的体制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就是说商品经济可以是有计划的，这就是可控性的信念，我们曾经提出过“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难道不是可控性的信念吗？还有“把市场调节关进计划控制的笼子里”这更明显，我们还曾经提出过“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也是可控性理念的表现，也就是说市场是舞台，表演者是企业，但是这背后是政府在操控者。所以认为我们的经济是可以操控在政府手里。

大家知道，我们92年、93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中央文件正规提法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再看我们最近，我们知道2002年以后我们宏观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间慢慢恢复出来，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十多年时间，因此，我们的媒体、官方、学者又有新的提法，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不错证明我们具备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很强的可控性信念的一个表现。但是据我所知，发达国家搞了三四百年的市场经济，很少有发达国家的学者说我们具备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搞了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就说有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不是可控性信念在起作用。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与经验。

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经历7次，其中2次是反衰退，5次反动荡。这个7次宏观调控效果如何？总体我们认为成效是明显的，成效是有的，这个成效主要表现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平稳化，无论从趋势还是标准差来看这个很明显，趋势线我们的CPI、GDP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波动的幅度明显的减小，也就是非常的平缓，当然这个失业率指标我们觉得不靠谱，所以可以忽略它，我们主要看CPI和GDP，这两个趋势线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平稳。这个越来越平稳的原因我们认为，一个是对于我们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断优化、不断改善，另外一方面就是宏观调控的贡献。也就是说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这种调控发挥了作用，我们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平稳。

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宏观调控的历史还不长，经验还不足，特别是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还不到位，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明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个问题：一个就是矛盾性，二是多变性，三是滞后性，四是失衡性。

我们看宏观调控的矛盾性，这个矛盾性一方面表现为我们的宏观调控有两重目标，这两重目标之间是矛盾的，不是完全一致的，并且第一重目标中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它本身也不用协调，也存在着冲突。那么第二种目标中间的四个目标我们宏观经济学已经反复论证过，除了就业和经济增长有一致性以外其他的目标中间也是相互冲突的，所以这么多矛盾、这么多冲突使我们的宏观调控很难。比如说我们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刺激经济回升可能有助于我们第一重目标中间的稳定，但是到经济过大反通胀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紧缩对于稳定就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都不愿意紧缩，都要发展，所以它和我们的第一重目标是相冲突的。再从经济来看，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淘汰，过剩产能需要淘汰落后的企业和产品，但是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增加失业，使老板跑路，使企业倒闭，这又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我们目标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比如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本身是矛盾，经济结构调整我这里比喻好比是磨刀，经济增长好比是砍柴，我们都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但是磨刀时候毕竟不能砍柴，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必须牺牲一些产出、牺牲一些经济增长，但是被牺牲的这些企业、被牺牲的这些行业肯定就不乐意，特别是地方政府，我们知道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是有任期制，所以他关注的是短期经济增长，对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不是那么很重视。我这里说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是凯恩斯型的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凯恩斯有一种著名的论断，那就是长期我们都将死去，因此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短期。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实际上和凯恩斯的这个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只关注他的任期内的稳定和GDP的增长，正如经济结构调整，只要他在任期内经济能够增长，GDP绩效上来了，政治和社会也是稳定的，经济结构调整可以往后放，因此，我们很多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短期化的。

第二个是我们宏观调控目标的多变性。我们宏观调控目标是多重的，刚才我们说了。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只是玩跷跷板实现两头平衡，它实际上是要实现多头平衡和多目标平衡，这使得我们宏观调控的难度非常之大，因此我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第一重目标和第二重目标，以及很难多目标平衡。实际上在多数时候许多目标是并不能兑现的，这样就导致我们在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经常进行来回的切换，那么这种调控目标之间的来回切换必然要引起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力度组合的调整。我们看，这是我们从近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取的关于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组合的提法，从08-2014年我们看到2次把稳物价放在宏观调控的首位，1次把调结构放在首位，4次把保增长和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首位，也就是说这七八年什么是第一位的目标是在不断变换的。政策目标的排序是经常变化的，而且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目标的确立和宏观调控的实施也是经常变化的，所以我们宏观调控有明显的时间不一致性或者动态不一致性。

第三，我们宏观调控的滞后性。我们用三次宏观调控作为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93年开始宏观调控是针对高通货膨胀的，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我们94年的通货膨胀高达24.1%，那么这个通货膨胀是怎么起来的呢？那一次通货膨胀在91年开始就已经显现了，那么92年这个通货膨胀就非常明显了，请大家看我们红色的字体，那么在第一季度它CPI的涨幅突破了5%，93年的第一季度的物价上涨率又进一步突破10%，也就是93年我们的物价上涨率已经是两位数了，那么我们宏观调控反通胀的措施是什么时候出台的？是1993年的6月，也就是说93年年中我们出台反通胀的宏观调控的措施。所以我们看到通货膨胀率超过5%以后的一年半我们才出台宏观调控措施，这是不是滞后呢？我们认为是明显的滞后。再看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07年我们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从97年7月份泰国货币危机爆发，这个很快波及到我们国家，首先是造成我们出口增速的下滑，然后造成我们经济增速的下滑，具体数字请大家看我们宏观论坛报告。这个次贷危机对我们经济的冲击很大了，但是1998年的3月我们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宏观调控是什么呢？“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我们经济不断往下走，经济越来越冷，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是双紧的政策搭配，这显然与当时的经济形势严重背离。所以这个双紧的措施没有办法执行下去，到1998年7月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双紧的政策在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了以后4个月这个政策就被修改。这是我们计算了一下，1997年泰国危机爆发到1998年8月我国正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滞13个月。一般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时滞最好不要超过6个月，因为政策对形势反映肯定有滞后期，滞后期过长对经济显然不利。

再看看我们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爆发，07年8月发达国家就开始采取措施来干预市场，向经济中大量注入流动性来应对次贷危机的发生，那么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从08年的4月出口增速开始明显的下滑，随后是GDP的增速明显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调控还是坚持上一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虽然在这一年的年中我们按照宏观调控把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仍然把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我们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实际上当时经济下滑，经济已经开始趋冷，但是我们认为还是经济过热，还要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所以那时候财政政策还没有进行大的调整，一直到08年11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才决定对宏观调控做重大的调整，然后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我们看看，从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08年11月我们宏观经济做出重大调整这个时滞有21个月，从2007年8月美国发达国家救市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滞为14个月，从08年4月我国出口增长大幅度下滑到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时滞有7个月。但是发达国家对次次贷危机反映比较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的6年，也就是说07年的8月这些发达国家就集体动手来救市，但是我们的反映是严重滞后。这种滞后性说明我们长期坚守的可控性的信念是有很大的疑问的，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不准，我们怎么谈得上有很强的可控性、有科学的可控性、有可靠的可控性呢？我认为有大大的问号。

第四，我国宏观调控的失衡性。这个失衡主要表现两方面，一个是反衰退型的宏观调控的负作用和后遗症比较多，二是有些年份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匹配不协调。这个我就不再进一步去说，大家如果有兴趣请看我们宏观经济论坛的第三个分报告，它对08年的反衰退的宏观调控做了一个系统的评估和分析。

第二部分，重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

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设计的，它不太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要重构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以便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宏观调控体系是1.0版本的话，那么我们要重构的就是2.0版本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一种升级版，是一种创新版。

一、为什么要重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个理由，我们认为最大的理由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过去所说的起基础性作用。第二个理由，自从启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全面深化改革以后这些方面的变化还将在更大范围内更深的深度上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将不断的削弱宏观调控的可控性。有哪些变化呢？

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微观经济主体，生产者也好，消费者也好，他们经济决策自主性和独立性都将大大提高，因为你要搞市场经济，他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将大大提高，他们的经济活动会更多听命于市场而不是政府，这就削弱了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命令方式控制他们、指挥源头的能力。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简政放权以来地方政府的利益被强化了，现在中央政府深切感受到现在地方政府不如过去那么听话了。这种地方利益的强化导致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增加，地方政府经常和中央政府进行搏弈，使得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下降。所以我们很早就有这个说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使得我们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往往打折扣甚至落空。

再一个重要变化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全面深化改革，国有企业将和其他类型企业一样成为规范的市场主体，它们的发展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少，这使得政府宏观调控重要支点被削弱了。前面说过国有企业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支点。

由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比例下降这个支住力度也在不断下降，这是我们国有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我们国有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这个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在80%以上，但是这个比重目前已经下降到25%上下。

最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许多政策工具可控性降低了。简单的说，这些政策工具可能不像过去那么管用了，请看我们下面的分析。先看财政收入，我们的财政收入过去年增长在20%上下，但是近两年在13%以下；我们的税收收入过去年增长是在20%左右，现在在10%上下。那么我们可以预见，随着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随着结构性减税的推进，我们的税收增长、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恐怕不可能再恢复到过去的那个高增长的年代。那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减少了引起了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中央政府支出的规模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走低。大家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的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超过50%，但是现在这个比重已经跌到20%以下。

再看中央银行，我们的中央银行是弗瑞德曼先生的学生，因为他提出单一规则——货币政策，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把货币水轮土（音）流出量控制恰到好处，那么经济稳定这个目标就能达到。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强调控制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一直强调这个数量指标的控制。但是我们知道，货币供应量能不能控制是有很大的疑问。从理论上说弗瑞德曼能够控制货币这个水轮土（音）它理论的假设是货币是外生，但是瑞典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银行学派都认为货币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变量，特别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有很强的内生性。并且货币供应量受货币流动速度、货币乘数的影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常数。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办法预测和控制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力不从心，往往不能达到它控制的目标。

分报告二做了很好的分析，用历史数据检验我们中国人民银行能不能控制货币供应量。从199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只有20年期间6次货币供应量实际达到的指标和最初设定的目标在正负1%上下，也就是说在可控区域范围内。但是剩下的14年的货币供应量的执行的结果和最初预定的目标都差距比较大。20年中间只有4年达标那就说明我们的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并不是很好，人民银行并不能很好的控制货币供应量。

由于人民银行不能很好的控制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所以这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又改了，把它改为社会融资规模。那么这中间人民银行能够控制的只是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剩下的那些流动性主要是影子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所形成的，这是在人民银行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既然人民币能够控制人民币贷款，那么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大？如果这个比重很大人民银行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控制还可以，但是不幸的是从2002年以来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很快。02年我们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间所占的比重接近92%，但是到2013年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间的比重只有51.4%，11年间下降40个百分点。请大家看我们这个图，下降非常明显，这就说明人民银行也很难控制社会融资规模。并且从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概念来看它应该包含所有的融资，但是我们人民银行现在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并不包含民间融资，民间融资规模有多大我们人民银行不知道，那只有天知道。所以人民银行控制社会融资规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资规模，因为民间融资也应该是社会融资规模中间的，因为它也是流动性，所以人民银行控制社会融资规模也是力不从心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我们的可控性从许多方面都是吓倒的，那么怎么看待这个可控性的下降？我认为可控性的下降可能对于某些执政者来说、对于某些领导部门管理部门来说可能是个坏事，但是我们认为从我们的经济改革大方向来说这是好事。这个可控性下降是我们不断改革、不断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的结果，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预见，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这些可控性还会不断下降，这个下降不是坏事，是好事，因为这个下降就说明我们市场机制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强大。这个市场机制的不断成长、不断强大才能够使得我们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可控性下降不能认为是坏事。

二、重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设想。

我们的设想我把它概括为“311方案”，就是一个重构，一个重新定位和一个改革。

1、重构我们宏观调控的理念。那就是我们对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对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做重新认识，要做重新定位。我们认为就人类社会已经实践过的经济体制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最优的。就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运行来说，由于存在信息约束和政治约束，再考虑到政策时滞和公众预期，政府总体上不可能比市场做得好。市场机制虽然不是万能的，我们承认它是有缺陷的，但是它是自动的、灵敏的有效机制。在有些时候有些场合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改善市场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好，我们的政府干预也好，必须要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为基础、为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管好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现在谈这个问题比较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比较多，现在特别强调是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我认为我们首先是要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因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现在伸得太长，管得事情太多，它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以我们现在要约束、要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好更大范围内的发挥作用。所以要想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首先是要把它管好，然后才能谈得上是用好。我总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应该是携手，应该很好的合作，但是现在政府这只手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我认为这两只手的关系现在处理得不好，所以我说首要的是要管好政府这只手。

在上述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未来宏观调控整体的思路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在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中这些方面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干什么？是补缺和救急性的。所谓补缺性是指在市场机制调节适龄的时候，在市场机制调节不能覆盖的领域，需要使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所谓急救性是指经济遭受大的外部冲击，依靠自我调节经济恢复的时间可能过长，代价可能过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出手。即便在这两种场合，政府干预或宏观调控也必须审慎决策，不能受个人意志所左右。

2、重构宏观调控目标。我认为重构宏观调控目标我们指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未来宏观调控的目标应定位于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减缓经济波动，使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平稳化。

我们认为宏观调控为什么主要设定为经济稳定这个目标呢？这就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宏观调控不宜设置过多的目标也不宜设置多重的目标。宏观调控往往在多目标之间的切换实际上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来源，所以宏观调控应该给它瘦身，也就是说减少它要达到的目标，不要设立那么太多的目标。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很多，两重的，每一重中间又有几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很多的，这是宏观调控很难达到的。而且这种宏观调控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正像我们年轻人找对象一样，如果你找对象目标太多，这个对象不太好找，我说这个目标太多不是一个小伙子同时谈几个小姑娘或者一个小姑娘同时谈几个小伙子，不是这个。譬如，一个小伙子找对象说要这个小姑娘漂亮是一个目标，要她高学历是一个目标，要她高身材腿长又是一个目标，要她富二代又是一个目标，要她贤惠又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么多目标这个对象好找吗？恐怕不好找。我们宏观调控也是如此，目标太多宏观调控很难去调控。

我们说宏观调控调控目标的稳定就是减缓减少经济波动，主要是减少减缓主要宏观经济总量的波动。特别是我们经济主要内容是物价稳定，这个物价稳定是指我们把中期的物价涨幅控制在稳定在一个安全范围内或者安全区内。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经济稳定？经济稳定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因为经济稳定有助于稳定经济主体的预期，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那么经济增长我们认为主要不是宏观调控的任务，因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来源于市场机制提供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它不是宏观调控本身能够提供的，宏观调控只能说提供一个宏观增长的环境。

那么我们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强调增长、结构和物价，我认为我们宏观调控未来应该把促进和稳定就业放在宏观调控的突出位置，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未来的就业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多。这些年我们不再强调就业目标，刚才我说了，我们就业的数据我认为是不太靠谱的，因为这几年它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的原因是我们应当计入失业的人群没有计入失业率数据中间，所以这个数据并不可靠。那么未来我们的就业压力会更大，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宏观调控的策略应该调整为通过促就业来稳增长，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保增长来保就业。

3、重构宏观调控的架构。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宏观调控现在有三个实施主体，那么未来宏观调控的架构我们认为应当以货币政策为主导，逐步淡化计划调节的作用，重新定位财政政策的功能。我们认为计划调节和财政政策在经济活动中覆盖范围不宜过大，如果它覆盖的范围过大，干预的力度过大，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认为未来的改革应当逐步取消发改委定比例条结构的职责，取消其编制计划并监督计划实施的功能，大幅度减少其审批权。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发改委控制很多的重大比例关系，控制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控制重大项目的审批，控制国民经济中间的重要比例关系的制定，我们认为这些方面的权力应该逐步减少，更多的交给市场自主的决定。我们的财政政策一直承担着经济建设、经济增长的任务，我们认为未来的财政政策的任务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相对应，这就是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公平正义、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弱者。也就是说未来的政府主要做这些事情，因此，未来的财政政策主要围绕政府这方面职责来进行支柱。具体就经济目标来说，未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定位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这些中长期目标还有反衰退的短期目标，至于短期的稳定任务更多的交给货币政策，经济建设和经济增长的职能则应当归还给市场。这是我们对宏观调控架构的重构的设想。

4、重新定位货币政策。我们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目标应当主要定位在稳定物价，与这个目标相适应，主要的政策工具是调节短期名义利率，也就是说把人民银行习惯用的数量调控改为价格调控。

5、改革宏观调控体制。这方面有两个建议，一个是设立大部制金融委员会，整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有利于货币政策的统一协调。比如说我们的金融风险应当纳入货币政策。第二方面的建议是在国家层面上设立非官方的、组成人员定期更换的宏观经济政策咨询机构，这应该是一个非官方的，这个机构类似于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现在我们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我认为这两个咨询机构或者研究机构它与我所说的这个非官方的政策咨询机构可能在职责上、性质上还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请大家看宏观经济论坛报告。

第三部分，对当前宏观调控若干建议。

1、我们宏观调控的对象应当由需求管理为主，转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问题不仅出在需求一方，也出在供给一方，比如说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的第问题那就是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我们经济活力不强的问题那也是供给方面。我认为当前的供给管理主要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个人和企业减负，我认为这个减负不单是减税，更重要的是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劳动力资源和产品自由流动的障碍，来减少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负担。比如你减税，假设减个人所得税，可能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每年减个几十块钱的税收，但是现在许许多多行政审批和人为障碍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比如你要办一个企业、办一个学会、办一个中介组织，可能盖几十个图章，让你跑几十天，这可能比减税减几百块钱这个代价还更高，所以减负不单单是减税。

2、设立和调控中国的痛苦指数。因为老百姓最关心的失业问题、通货膨胀和分配不公的问题，那么为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和解决人民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建议不妨设立中国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包括通货膨胀、失业率和激励系数，激励系数一般在1以下，所以激励系数要乘上10。我们说痛苦可能不太好，那我们不妨把它换成幸福指数，因为痛苦指数降低了就是幸福指数提高了。

3、宏观调控以规则为基础，兼顾灵活性。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这7次宏观调控中间好几次有严重滞后，就是过去我们过多强调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比如98年那一次本来经济已经很惨了，我们还坚持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只注重强调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没有适当重视灵活性。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告诉政策制定者们政策需要规则，但是政策也需要有灵活性，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们总结出的一条经验教训，在中国也是适用的。那么怎么做到以规则为基础兼顾灵活性呢？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处在安全范围内的时候宏观调控应该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当经济运行超越安全边界时，才动用灵活的调控政策将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拉回到安全范围内。

4、宏观调控要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突出位置。我们认为，当前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可能是经济结构失衡，并且是失衡加重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调结构未来更多的是让市场机制自己来做，但是在眼下因为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还不能完全落实，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在近期还需要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宏观调控怎么调结构我们论坛报告中间做了些说明。

5、物价稳定的安全线可以提高到4%。现在官方的提法是CPI涨幅年度在3.5%以下，经济增长率是在7.5%上下或者左右。我认为我们物价的稳定性可以提高到4%，经济增长率可以设定在7%-8%之间。那么这两个指标的季度变化和月度变化的区间还可以适当扩大一些，我们的这个设想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使我们宏观调控有一定的弹性，也为了给经济结构调整预留空间。刚才说了，我们经济结构调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要使经济结构真正做到调整、做到优化，我们可能在经济增长上要做出一些牺牲。这中间可能我们物价波动的幅度会扩大，经济增长率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下降，所以我们把调控的范围适当扩大一些，可能我们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就会大一些。

6、当前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防范债务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和各种隐形债务。二是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塑造和强化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调节功能，我们认为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很差，作用很小。那么请大家看我们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分报告第二个报告，专门对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做了分析。三是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税收征管方面的跑、冒、滴、漏，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是现在要监管财政资金使用上的跑、冒、滴、漏，这方面非常严重。我们都知道我们财政资金使用上的浪费、造假、公款使用现象比较普遍，所以辛辛苦苦收上来的税收，想办法在税收方面的跑、冒、滴、漏，但是财政资金使用上的浪费、造假、公款使用是对不起纳税人的钱。

7、当前的货币政策的建议。这我不再详细说，请大家看分报告。

8、减少行政干预。这是一个老的话题，但为什么还要强调？因为现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中政府还习惯偏好使用行政干预。比如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调控和2011年控制物价的案例来说，比如说要各个地方立军令状，房地产价格年度涨幅在多少以内，但事实说明这种行政干预要么无效，要么收效于一时，政府一松手价格仍然往上走。所以我们认为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能还是要不断的减少行政干预，也就是不断的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我们相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重构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我们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我们的经济会运行更加平稳，我们期待着中央和国务院能够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我们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这就是我们今天报告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