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宏观体系重构，关于宏观调控体系我个人理解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这个体系的重构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推进作为重构体系的依据，我们要吸取西方的经验，但也不能完全以西方为参照系，我们要去调整它、要去改革它，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升级。但是我们更多的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改革的需要来推进。

关于宏观调控2013年4月份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了一次反思宏观政策的研讨会，这个会的基本结论就是面临的问题远多于解决方案。就是就西方来说它也没有找到一个标准的宏观调控应该怎么做，我们市场经济还在改革之中，我想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标准体系，今天说的这个就是标准体系吗？这个我觉得很难。那么关于很多政策的讨论有很多分歧，比如货币政策人大建议更多用价格性的工具，价格性的工具一定优于数量工具吗？美国的量宽政策是价格工具还是数量工具？量宽政策有效吗？美国经济现在回去了吗？不是量宽政策它能这样摆脱出来么。那么财政政策，现在负债提高了，债务危机了，那么多高的债务水平是危险的呢？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欧盟定的60%？财政紧缩应该到什么程度才是更好的？没有标准答案。再有，还争论了产业政策，大家以前都说产业政策是不好的，那么会议讨论了产业政策不是你要不要，它特定阶段是需要的，关键是你政府不要直接补贴，你能不能给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提供相关的外部性服务，这种产业政策是不要扭曲市场。还有宏观审慎政策它跟微观审慎政策是什么关系呢，等等。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说并没有标准的答案。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出发，中国最近几年发展，因为这个报告是追溯了很早，从九十年代开始，其实最近几年中国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变化。那么中国最近几年发展发生了什么变化？归纳起来：第一个，就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镇痛期，增速换档07年14.8到去年三季度差不多下降一半，能说它没有换挡吗？它肯定是换挡了。2013年我们也采取过一些稳增长政策，西方说叫微刺激，其实也没有什么刺激措施，主要是减政放权，然后激发市场的活力，然后政府合理的启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该说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没有去搞大力度的刺激。

那么最近三年目标也下调了，就是连续三年7.5左右，为什么目标能够下调？我的理解，第一，我们的就业弹性系数提高了，就是去年7.5，1310万这个就业明显提高了，说明什么？主要是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是要比制造业高得多。第二，为什么目标下调呢？就是对这个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大家也逐步形成共识，开始说这个问题时好多人不认同，现在我觉得上上下下已经在达成共识。第三，为什么下调？也需要消化一些，那么高的速度怎么去消化呢，要吸收过去形成的债务，信贷规模的扩张要吸收的过程，也需要消化。所以增速放缓既是环境的变化也是主动的调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点理由。

增速放缓它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它速度领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没有。我们7.7，去年印度是4.7，我是看的统计数据，不是IMF的数据，因为按照统计法印度是4.7。我去年去过印度，印度也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它叫计划，我们现在叫规划了，不敢叫计划了，因为计划好像都换，所以叫规划，印度的叫计划，它叫"十二五"计划。它们预定最初"十二五"年均增长目标是9%，我们跟他们讨论为什么定9%，它不好意思说，实际上转了一圈说的无非就是跟中国比赛、要超过你。我们7.7%，它4.7%，它怎么能超呢，所以超不了。俄罗斯去年1.6，巴西2.4，南非1.9，就是我们这种相对快的位置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说速度放缓不用太焦虑，因为它是全球背景。

第二，确实我们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个很多没有过多的关注，第一，比如需求结构，投资和出口的贡献在下降，消费的贡献在提高，我说数字，这个只能数据为据，比如201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3.1%，2011年是56.5%，2012年是51.8%，2013年是50%，就是我们过去3年已经稳定在50%以上了，而且消费2011、2012年是超过投资的贡献的，就是消费的贡献在上升的，投资、出口贡献是下降的，出口贡献2011是负4.2，2012年是负2.2，2013年是负4.4，第二，产业也在变化，服务业占GDP比重逐年上升，去年超过了制造业，2010年43.2，2011年43.4，2012年43.6，2013年46.1。第三，从要素来看，我们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劳动年龄人口2012减少345，2012年减少244万，劳动人口减少，服务量比提高，储蓄率下降。但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贡献是提升的，人力资本大学毕业生700多万，在校3000万，实际上有多少国家有3000万人口啊，你说这个贡献能不提高嘛。

所以我们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改革怎么来推进的？我们要素本身的变化就倒逼了改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减小，它就带来劳动力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就是劳动力价格在明显上升，这个对经济结构的变化会有积极的作用。第二个，资金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个也在推进要素的市场化。而中国的改革，过去三十多年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改革的不对称，就是商品和服务基本市场化了，那么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资源没有完全市场化，不对称。而这些年改革正在有效的，这种改革是经济本身的发展还有结构本身的变化，结构性的改革正在有序的推进。当然，它也会带来阵痛，这个阵痛是什么？比如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会请示企业的利润，而我们现在PPI往下走，两头侵蚀企业的利润，这就是阵痛。阵痛有什么意义？倒逼企业加大研发和技术进步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是阵痛，但是阵痛是发展过程中必然的过程。还有资金成本的上升，比如利率市场化在某个时段它可能会推高资金的成本。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讲重构宏观调控体系，我觉得确实要于宏观调控于改革之中，要吸收最新我们宏观调控实践的成果，这个报告还可以吸收最新的调控成果。其实我们在变，如果追溯历史当然了，有多少掌控它的比例关系？我感觉没有，你追溯历史当然是有的。变了什么呢？比如去年开始就是区间管理，就是设置所谓的上下限，就是通胀为上限，不要过热，增长率为下限，不要过冷，区间之内不进行大力度干预，主要是结构性改革，顺应换挡期它的基本规律，不盲目扩张，不扩大赤字率，稳定市场预期。应该说去年区间的提出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个区间管理并不是没有底线的，它是有底线的，所谓一再强调底线思维，所谓底线就是要做好经济向不好方向的准备，要做好政策预案，这个我觉得都是新的调控体系里面应该有的东西。

另外，也要加强风险的防范，三中全会对宏观调控它一段话归纳起来无非是总量平衡、结构优化、防范风险、稳定预期，并觉得是这16个字，这跟以前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提法上它把风险放进去了。因为市场经济，你让市场发挥作用，它一定会有风险，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影子银行的风险，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等等等等。而且这种是交叉的，你怎么去防范。我说的是怎么能把最新的吸收进去。第二要于调控与改革之中，就是重构的体系它很难说是稳定的体系，随着改革的推进它继续达到一种平衡，要随着市场力量的形成。有一个观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想让它发挥就能马上发挥的，市场也是需要培育、需要建设的。我们现在一说到市场就往往忽略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觉得这是两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培育和建设市场，让它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说你让它马上发挥作用它没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推进结构性的改革，包括简政放权。去年416项，今年还要放200项，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

财税体制改革，比如刚才说到地方债务，地方负债搞建设没有错，关键是它用什么方式，你现在预算法不允许地方发债，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长期的融资方式，长期的融资方式就是长期的债券甚至十年二十年的，你现在没有这个，它当然需要去搞融资平台。当然，融资平台有风险，但是也要合理的去评估它，我们对应的都是有资产的，我可以置换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当然，从改革的方向来说就是要给地方政府找到一个长期的融资的路径，那就是你要市政债，要向这方面调整。

还有金融改革，就是利率的市场化，这个应该说市场自身的力量也在推进这个事，而且正在加快这个进程，当然，我们要把控好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推高资金成本，可能在一个时间段会使企业压力进一步增长。还有资源型产品的价格改革，如果它到区间外了怎么办？这就需要准备一系列工具箱，就是我们需要去研究准备有效的应对。

总的来说，宏观调控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继续去，核心目标我们以前说的是经济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这是总量目标，既然宏观调控人大报告说要把结构调整放进去，那么结构调整目标是什么？我们说这四个目标是总量目标，你结构调整目标是什么？那产业结构是不是目标？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是不是目标？劳动生产率是不是个目标呢？这个都需要去再研究。

那么政策的制定如何更加机制化？三中全会里提到了，你们也说成立专家委员会，就是建立个什么机制，包括分析研判机制，包括政策储备工作机制，包括民主决策机制，包括政策的评估和调整机制。你制定了政策，你要去评估它实施效果怎么样，你才能有效的调整，你不能说拍脑袋，这个过程肯定会有时间滞后的，不可能说它发生变化了马上就，这有一个政策评估的过程。还有，宏观调控你们说是三位的，这个部门协调机制怎么架构。再有，现在宏观是开放的，怎么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的政策的协调。并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在重构宏观调控体系的范畴。

我就讨论这些意见，不一定对的，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