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在姚老师后面进行演讲压力非常大，所以我顺着这个路子把风向转一转。前面几位老师和专家是从一种现实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对于我们宏观调控进行了一些点评和说明，那我想回到更理性的角度，就是我们在高校里面比较擅长的角度，学理角度来看一下目前我们在改革大环境里面，这种宏观政策框架的重构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理念。这个命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因为任何一次大危机之后都要大反思，大反思之后就会迎来大改革，所以说我们所看到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界来讲，围绕着02年到目前依然在不断展开的这一次大危机，那么展开了大量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是我们在高校里面可能要重点研究的一个任务。为什么？大家知道29年、33年大危机所迎来在现实中大改革和在理论上的大反思，一个是诞生了美国以美联邦为主体的这样一个现代的宏观调控框架，这是29年、33年大危机之后诞生的大框架。第二个很重要的是36年凯恩斯通论，提出了我们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现实的哲学基础。所以这一次大危机堪比29年、33年的大危机。那么我们在理论上的反思和现实上的改革会不会与凯恩斯的通论，与罗斯福的新政，所提出如此匹配的这样一些大反思和大改革呢。所以我们说理论界大反思，以IMF为首，还有一系列大牌经济学家已经从09年开始主持了三轮全球的大讨论。

讨论的重要结果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提供的这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哲学提出了全面的一个反思。认为原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里面所提供的一个目标、一个工具那么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底气？因为宏观经济学大家知道，在新世纪之后大家充满了强劲的智库，特别是美国宏观经济学界认为怎么样？从九十年代到06年这个区间所出现的全球宏观经济大缓和，也就是说高速经济增长和较低的膨胀，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低的波动率是宏观经济学的大胜利，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是以新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货币政策规则理论在现实中的实施获得了大胜利，所以他们认为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这二十年全球经济大缓和，佐证了宏观经济学的全面胜利。所以他们提出来一个目标是什么？通货膨胀，一种工具是什么？基准利率，也就是说我每年只要调整基准利率，那么通过货币市场、通过金融市场，那么我就可以来进行相应物价的这样一些调控，只要对物价能够稳定住，那么我们其他的目标都能够完成，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解决波动的问题增长就会自然产生，这是它一个很基本的逻辑。

因此大家就会发现一个目标、一个工具不行了，为什么？这里面会产生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在09年美联储的一次讨论会上面，伯兰克和包括泰勒和其他几个经济学家产生的一场争论，伯兰克讲我所有的操作目标都是对的，我是按照货币规则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很多参数的都是这样的，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07年、08年美国金融市场的崩溃核心的问题是以博兰克为首的过度的宽松政策罪魁祸首，是带来泡沫的核心。最后伯兰克专门进行了一场大辩解，辩解的结果发现的问题是什么？按照传统的货币规则来进行，我们的操纵都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崩溃了。最证明的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出现了大问题，所以提出要重构它，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内涵要发生重大调整。

这个重大调整是什么？所以就提出第二个很重要的，货币市场的稳定、物价的稳定不等于整体的宏观的稳定，为什么？这个稳定里面必须要假定一个有效市场原则、有效市场理论是成立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新古典提出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有效市场原则不成立。这个时候提出来当伯兰克在调整利率盯住物价的同时我们的金融市场、我们的泡沫已经跑得很快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有专门的盯住，这个盯住由谁来负责呢？由宏观审慎监管。因此，原来讲的政策要匹配两个目标两个工具，一个目标一个工具，那么现在增加了一个目标，就是金融的稳定、泡沫的防御我们应该要增加一条腿，这是这一次大的宏观经济学辩论里面所得出的最大成果，就是宏观政策还需要第三支腿——宏观审慎监管，这是很重要的结论。

第二个很大的结论，原来大家讲货币政策很重要，财政政策不重要。这里面有一定的反凯恩斯的一种革命，说财政应该在宏观里面当一个婢女、当一个丫鬟，应该以货币为主。这里面讨论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重视财政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传统的观念。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大家讨论的这种危机状态的管理与以后常态性的管理是不是具有一种连续性，这个正在讨论，有人说货币经济学都是成立的，不像前面的人说得危言耸听，但是其他的人说可能不对，为什么我们还在进行时？我们的理性、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还没有完全展开。或者甚至怎么样？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危机只是通过外面光照到实体所看到光的反射而已。大理论的真正诞生可能还需要假以时日，这样的一个结论怎么样？对我们在座诸位同学们是一个利好消息，也就是说你们赶快在未来这四五年加紧研究，还有可能成为大家的可能，为什么？时代赋予的。

所以在现实里面我们发现围绕这种反思现实的改革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美国虽然宏观调控框架没有改变，但是法兰克法案出台以后对每年的功能进行了重构，特别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个法则是沃尔克法则的出台，对于银行功能职责的界定上升到新的一个高度里面，对系统金融的强调也是它全面的一种改革。除了美联储的调整我们会看到英格兰银行的调整更大，英格兰银行公开宣布怎么样？放弃盯住物价水平，要盯住名义GDP的增长。我们学宏观经济学的知道名义GDP的增长有点什么味道？有点我们这几年党和政府提出来的稳增长、控物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把GDP的增速和CPI的增速结合起来作为我盯住的，因为名义GDP实际是这两个参数合成的。很多人说我们要放弃原来调控的一些目标，但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促改革、惠民生等等现在在全世界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口号了。当然，07年、06年学界大力邀请人民银行向美联储学习采取货币政策规则，从2000-2008年这个声音络绎不绝。但最后发现我们要学习人家的时候人家变了，当我们要放弃我们东西的时候人家又开始把我们的东西拿来了，所以有人经常讲是不是这里面有点轮回的问题。那倒不是，就是世界的确是变化快。因此，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一些哲学理念进行一些梳理。这里面包括欧洲中央银行，这么死板的宏观政策调控的核心主体依然在对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处理上，对它货币政策整体的传递和重构上面做了大量的文章。因此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实际上这一场大危机所引发的理论上的讨论和时间上的改革是超乎我们现在很多专家所理解的范畴的。

因此，回到中国，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思路上的调整？那么我们第一个要理清的就是对于宏观这个冲击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一个是要对波动有所对冲，从而创造有利于中长期增长的这种环境，那么所以我们宏观经济学实际上的命题是两个，一个是波动，一个是增长，那么短期的目标就是防波动，中长期的目标是促增长，这可能是我们学理论里面最颠覆不过的两个。波动源是什么是决定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短期政策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一点。那么波动源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些年的变化外部冲击开始大幅度抬头，甚至在全球化的这种框架里面我们会发现全球结构性的调整是中国结构性调整的一个核心主导因素，而不是次要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会发现金融市场的冲击大大大于我们产品市场的冲击和波动。因此，我们就会发现金融市场的这种波动方式可能超乎我们以往对于市场波动的理解和基本的逻辑，最为简单出现的就是我们会发现金融商品形成方式跟一般商品形成方式不一样，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方式跟萝卜白菜的波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治理这种波动的工具和方式要做出调整。第三个，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供给因素，特别是供给中间的结构性因素全面抬头，特别是决定供给的很多的制度性因素开始全面显化。当然，还有一些基础要素的因素，包括我们讲的经常所看到的人口的拐点、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垄断因素的全面显化、政府因素的这一个急剧扩展，都是在这一个层面来反映的，实际宏观经济学供给的内涵比我们简单所讲的这个生产的内涵要广。

因此，如果把这些因素一梳理清楚，我们就知道我们宏观经济政策要针对性的重构的是哪一些。第一个，我们要应对这种外部波动的冲击，第二个，就是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要有专门的工具和专门的方法，第三个，结构性因素和供给性的因素要求我们超越短期需求管理的这样一种方法，要从更高的层面重构它。所以说这里面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一落脚就落脚到什么？最后我们发现要使我们这个框架重构就必须以改革统领它，改革重构我们的财政政策。刚才高老师已经讲了。用改革来重构我们这种货币政策的框架，用改革来重构我们应对外部冲击，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长期的角度里面对于我们这种潜在生产率的回落有一定的基本上的判断和对它的一些对冲性的政策。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框架重构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实施我们的一些理念与美国现在宏观经济学理念讨论的最前沿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方法上可能还是具有重大的差异。

就是美国可能目前是什么？由于危机的应对全面强化了数量管理和政府的因素，那么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是三重的，第一重是由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中国传统结构出现扭曲，第二个是由于三十年的发展使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种增长要素出现拐点性的变化，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错误的进行干预和调控所带来的政府扭曲、政府的适龄全面的显现，这三重因素跌价在一起导致我们风险急剧上扬，结构扭曲大幅度提高这样一种局面。因此，这样的话我们就方向我们的方向可能是改革、是市场。但是这里面简单性的一些方法可能反而会使我们南辕北辙。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简单用市场性方法解决我们金融风险的问题，如果在速度上控制不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很大。因此，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哲学理念，有一些基本性的框架理念，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些在各个层面上的技术性的可行性的方法。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不仅仅是在哲学层面讨论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具体方法上。特别是我们比如三中全会构思了全面改革的方向和这样的一些基本政策、哲学的基础和制度框架，但是具体的实施到底怎么样，可能需要我们在座诸位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