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元春教授和胡乃武教授之后发言压力很大，因为刘元春教授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特别是他提出了攻坚期，这是在我们讲的“新常态”基础之上的一个新的描述，应该说是2014年是攻坚期的准备期，2015年是攻坚期，这是意义非常深刻的。

　　　 为什么是攻坚期，我们面临着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稳定增长的多重的目标下的艰难选择，在这种选择下，我觉得不改革不行，不调结构不行，不稳定增长，不保持现有的底线也是不行的，那到底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昨天央行降低了存带宽利率，这是28个月以来第一次，市场影响非常大，我看信息，美国市场中国的股票都有很大的长生，大概超过10%，这是市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预期，预期中国是不是要迈向一个新的政策周期，由所谓的稳定增长政策和稍微中性的政策相比较的政策来发展。这涉及到有大量的货币工具可以利用，现在利息还有很大空间可以降，有人说起码可以降四次，不知道怎么算的，另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也是世界最高的，还有很大的空间缓和金融体系里面的宽松环境。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年份里，金融一直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运行，我们的M2增长速度快，M2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十年前大概是1.2个货币增量和增长1个GDP，现在必须要2块钱的M2才能带来1块钱的GDP，所以我们整个市场里的金融货币还是比较宽松的。一方面是经济体比较缺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的钱在市场流动。降息和降低我们的货币发行相比是有基准的，因为企业要支付利息的，是更有利与经济增长的目标。

　　　 我过去也说过，降准不宜降息，还有一句话降息不一降水，在经济调整里面，在市场经济的政府里，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弱，财政政策往往是政府能够直接用的政策。财政政策里，财政赤字，财政开支的收缩和扩张是一个政策。还有就是税，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很重，本来我是在高教授后面讲，他到晚了，他跟我的观点不太一致，他是国家级一号专家。中国的税出财政之外，还有类似于税的，比税还要硬的政府收的水五，比如工资里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还有工会的钱，残疾人的钱都在税里面一起征收，使得企业在发放工资的时候，大概要再发6%出来给政府，政府还得统一使用，这是非常巨大的数据。政府控制的资源是非常巨大的，降税对现在的企业作用是更大的，因为税是刚性的，有的企业偷税漏税之后后果很严重，所以政府的税收部门有无限的自由度来掌握，它有自由裁量权，这是非常大的事情。税收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但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减税呢，我提的是六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创新要减税，我们的结构增长，这个创新的部分要减税。我不太赞成补贴，我认为所有的钱经过政府摸了一下，他在甄别，他愿意给谁，这个甄别行为是政府巨大的寻租，是导致政府腐败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把政府甄别，政府决定给谁不给谁要大大减少，这是要降低减少补贴，而增加对于创新企业的减税。

　　　 第二个是对创业的减税，现在就业压力很大。

　　　 第三个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减税。劳动性密集型企业是对中国贡献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基本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我们民营企业基本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

　　　 第四个要对企业的资本扩充行为进行减税。中国的企业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的负债率很高，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企业有巨大的支出的负担，同时使企业面临抗风险能力非常虚弱的状态。我这两年去美国比较多，跟他们交流，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判断它走除味剂，很大的判断就是美国企业的负债率降低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好一点的企业基本上没有负债。中国人是愿意把钱拿去储蓄，或者拿去放高利贷，反正一条企业不愿意作为企业的股本，这是很大的文化。这也反映出了其他的现象，不管怎么说，提高企业的股本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对股本的限制很多。在证监会一个企业发新股都要经过证监会的审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这个事，只有一个害处就是证监会的权利小点，他能决定谁发财谁不发财，但是证监会还管着。但是在税上面，由于企业扩充资本将带来利息支出的减少，利息支出这部分不摊到成本里去，又会提升企业所得税的上涨，把这一部分税可以计算出来。企业带来的股本的上升，减少了利息开支，减少了在成本里的比例，带来的税收的增加，这部分返还给企业，我们叫做减税，实际就是返还给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它对企业资本的构成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现在的问题，要造成全社会关注，中国企业的股本问题，如果股本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企业包袱，中国企业的创新，中国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甚至中国的就业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这点可以再呼吁一下，在这个领域采取特别措施，这个措施全世界都没有做过，我们可以考虑。

　　　 第五个是在对亏损的企业进行减税。中国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税收结构是环境税和所得税很高，不管什么原因，对中国还是要跟国际逐步接轨，走到所得税为主的阶段，但是现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对于税后亏损的企业，交了很多企业还亏损，一个投资者出了钱办了企业，吸纳了社会就业，制造了GDP，制造了税收最后还亏损，这对一个创业者，对一个企业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在这个部分里对于亏损的企业要实行减税的措施，减多少，那是另外一个环节。

　　　 第六个也是最难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能不能继续调低个人税收的起征点。在这个临界点的这部分人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这部分人的钱是拿来消费点的，是中国扩大内需，转型的重要的支撑点，这部分人没有多少人储蓄，就是生活费，所以我们可以把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提高，但是这部分人可以再放宽，对税收的影响不大，但是对直接消费的刺激性作用会很明显。所以这六方面的减税我觉得势在必行，或者应该创造积极推行。

　　　 但是减税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的开支很大，减税后政府从哪开支，所以我觉得减税只是一个税，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地位，政府的功能，涉及到周围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中国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就是政府领导我们改革政府，这个很难。与减税相适应的，要适度的推动政府的改革，这里面包括降低减少政府的支出的项目，平衡减税带来的平衡。

　　　 一个是要减少政府的财政的直接投资支出，而改为企业债券，或者国有债券，在所有投资行为经济行为里面，不涉及到公共福利的部分，应该都由市场行为解决，发行政府企业债券，以前国债和地方债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国债基本上是政府自由使用，但是地方政府债不是自由的，一定要项目本身发行，不能纳入政府的一般性开支。所以我们要减低政府的直接投资的支出这个很重要，如果把这一块减下来，比如今天上什么项目给多少钱，把这些减下来，采取市场的方式解决，这个会减少很大的开支。

　　　 第二个要降低政府的补贴支出，刚才已经讲过了，要以减税代替政府的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是非常大的主渠道，应该可以减下来。

　　　 第三就是减少政府的事业单位开支，现在我们养了很多事业单位，这些单位里边大部分是不需要政府养的，有一些科研单位可以市场化，有一些是自由的独立的劳动者，他们应该是凭自己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不要靠政府补贴，比如中国很多补贴，演员，体育明星，他们应该都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怎么样降低巨大的政府事业单位的开支，是我们要研究的，一部分要转轨，转城市场的，企业的，个人的，要减少这个包袱。当然不能减学校，不能减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减少公务员，中国的公务员的比例不断地攀升，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招聘，也有大量的处一级的事业单位转入到国家机关里面，我们现在讲政府的改革，毛主席在延安就搞过这个精兵简政，所以我们必须要减少我们公务员的人数。我以前是公务员，好多公务员还公务员队伍里，一个单位里公务员超过三分之一是为自己服务，这个是很大的开支，也是政府职能难以转化，也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内容。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利益集团，其实公务员体系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没有了公务员，中国会少很多腐败，会少很多改革的难度。所以减少公务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能减少政府开支。

　　　 我觉得减税就是中国的一改革、发展的牛鼻子。我过去说过，上一次讨论我说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的牛鼻子，因为国有企业的杠杆利息高，国有企业通过负债的方法获得主要的社会资源配置的能力，国有企业占有的新增加的货币发行大概接近90%，使得新增部分大大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这是中国经济的全面的改变，导致了我们艰难的经济。我们要改革政府怎么概念化，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减税，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对稳定增长有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能够刺激企业的投资，能够刺激企业的创业行为，能够刺激消费，所以短期来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对调结构是很有利的关键措施。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政府减少开支，减少政府的权利太难了，难上加难，比等天还能，但还要登上去。我觉得应该把减税的措施放到政府改革的非常关键的地方。大家知道现在经济的回落，财政本身又面临相对困难的局面，过去我们政府的收入最高的年份达到30%多，现在财政收入只有8.6%，增长速度已经是历史性的降低，已经比较低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减税，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是很大的挑战。从我们实际感受来看，税收的降低，对我们长期调整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们短期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必要的。但是难度也非常大，我们也期盼，也关注政府在这方面必要的措施。降息都来到了，那么降税它还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