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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 教授

    在刘元春教授和胡乃武教授之后发言压力很大,因为刘元春教授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特别是他提出了攻坚期,这是在我们讲的“新常态”基础之上的一个新的描述,应该说是2014年是攻坚期的准备期,2015年是攻坚期,这是意义非常深刻的。

    为什么是攻坚期,我们面临着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稳定增长的多重的目标下的艰难选择,在这种选择下,我觉得不改革不行,不调结构不行,不稳定增长,不保持现有的底线也是不行的,那到底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昨天央行降低了存带宽利率,这是28个月以来第一次,市场影响非常大,我看信息,美国市场中国的股票都有很大的长生,大概超过10%,这是市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预期,预期中国是不是要迈向一个新的政策周期,由所谓的稳定增长政策和稍微中性的政策相比较的政策来发展。这涉及到有大量的货币工具可以利用,现在利息还有很大空间可以降,有人说起码可以降四次,不知道怎么算的,另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也是世界最高的,还有很大的空间缓和金融体系里面的宽松环境。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年份里,金融一直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运行,我们的M2增长速度快,M2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十年前大概是1.2个货币增量和增长1个GDP,现在必须要2块钱的M2才能带来1块钱的GDP,所以我们整个市场里的金融货币还是比较宽松的。一方面是经济体比较缺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的钱在市场流动。降息和降低我们的货币发行相比是有基准的,因为企业要支付利息的,是更有利与经济增长的目标。

    我过去也说过,降准不宜降息,还有一句话降息不一降水,在经济调整里面,在市场经济的政府里,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弱,财政政策往往是政府能够直接用的政策。财政政策里,财政赤字,财政开支的收缩和扩张是一个政策。还有就是税,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很重,本来我是在高教授后面讲,他到晚了,他跟我的观点不太一致,他是国家级一号专家。中国的税出财政之外,还有类似于税的,比税还要硬的政府收的水五,比如工资里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还有工会的钱,残疾人的钱都在税里面一起征收,使得企业在发放工资的时候,大概要再发6%出来给政府,政府还得统一使用,这是非常巨大的数据。政府控制的资源是非常巨大的,降税对现在的企业作用是更大的,因为税是刚性的,有的企业偷税漏税之后后果很严重,所以政府的税收部门有无限的自由度来掌握,它有自由裁量权,这是非常大的事情。税收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但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减税呢,我提的是六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创新要减税,我们的结构增长,这个创新的部分要减税。我不太赞成补贴,我认为所有的钱经过政府摸了一下,他在甄别,他愿意给谁,这个甄别行为是政府巨大的寻租,是导致政府腐败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把政府甄别,政府决定给谁不给谁要大大减少,这是要降低减少补贴,而增加对于创新企业的减税。

    第二个是对创业的减税,现在就业压力很大。

    第三个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减税。劳动性密集型企业是对中国贡献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基本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我们民营企业基本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

    第四个要对企业的资本扩充行为进行减税。中国的企业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的负债率很高,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企业有巨大的支出的负担,同时使企业面临抗风险能力非常虚弱的状态。我这两年去美国比较多,跟他们交流,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判断它走除味剂,很大的判断就是美国企业的负债率降低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好一点的企业基本上没有负债。中国人是愿意把钱拿去储蓄,或者拿去放高利贷,反正一条企业不愿意作为企业的股本,这是很大的文化。这也反映出了其他的现象,不管怎么说,提高企业的股本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对股本的限制很多。在证监会一个企业发新股都要经过证监会的审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这个事,只有一个害处就是证监会的权利小点,他能决定谁发财谁不发财,但是证监会还管着。但是在税上面,由于企业扩充资本将带来利息支出的减少,利息支出这部分不摊到成本里去,又会提升企业所得税的上涨,把这一部分税可以计算出来。企业带来的股本的上升,减少了利息开支,减少了在成本里的比例,带来的税收的增加,这部分返还给企业,我们叫做减税,实际就是返还给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它对企业资本的构成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现在的问题,要造成全社会关注,中国企业的股本问题,如果股本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企业包袱,中国企业的创新,中国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甚至中国的就业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这点可以再呼吁一下,在这个领域采取特别措施,这个措施全世界都没有做过,我们可以考虑。

    第五个是在对亏损的企业进行减税。中国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税收结构是环境税和所得税很高,不管什么原因,对中国还是要跟国际逐步接轨,走到所得税为主的阶段,但是现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对于税后亏损的企业,交了很多企业还亏损,一个投资者出了钱办了企业,吸纳了社会就业,制造了GDP,制造了税收最后还亏损,这对一个创业者,对一个企业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在这个部分里对于亏损的企业要实行减税的措施,减多少,那是另外一个环节。

    第六个也是最难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能不能继续调低个人税收的起征点。在这个临界点的这部分人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这部分人的钱是拿来消费点的,是中国扩大内需,转型的重要的支撑点,这部分人没有多少人储蓄,就是生活费,所以我们可以把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提高,但是这部分人可以再放宽,对税收的影响不大,但是对直接消费的刺激性作用会很明显。所以这六方面的减税我觉得势在必行,或者应该创造积极推行。

    但是减税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的开支很大,减税后政府从哪开支,所以我觉得减税只是一个税,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地位,政府的功能,涉及到周围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中国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就是政府领导我们改革政府,这个很难。与减税相适应的,要适度的推动政府的改革,这里面包括降低减少政府的支出的项目,平衡减税带来的平衡。

    一个是要减少政府的财政的直接投资支出,而改为企业债券,或者国有债券,在所有投资行为经济行为里面,不涉及到公共福利的部分,应该都由市场行为解决,发行政府企业债券,以前国债和地方债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国债基本上是政府自由使用,但是地方政府债不是自由的,一定要项目本身发行,不能纳入政府的一般性开支。所以我们要减低政府的直接投资的支出这个很重要,如果把这一块减下来,比如今天上什么项目给多少钱,把这些减下来,采取市场的方式解决,这个会减少很大的开支。

    第二个要降低政府的补贴支出,刚才已经讲过了,要以减税代替政府的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是非常大的主渠道,应该可以减下来。

    第三就是减少政府的事业单位开支,现在我们养了很多事业单位,这些单位里边大部分是不需要政府养的,有一些科研单位可以市场化,有一些是自由的独立的劳动者,他们应该是凭自己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不要靠政府补贴,比如中国很多补贴,演员,体育明星,他们应该都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怎么样降低巨大的政府事业单位的开支,是我们要研究的,一部分要转轨,转城市场的,企业的,个人的,要减少这个包袱。当然不能减学校,不能减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减少公务员,中国的公务员的比例不断地攀升,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招聘,也有大量的处一级的事业单位转入到国家机关里面,我们现在讲政府的改革,毛主席在延安就搞过这个精兵简政,所以我们必须要减少我们公务员的人数。我以前是公务员,好多公务员还公务员队伍里,一个单位里公务员超过三分之一是为自己服务,这个是很大的开支,也是政府职能难以转化,也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内容。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利益集团,其实公务员体系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没有了公务员,中国会少很多腐败,会少很多改革的难度。所以减少公务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能减少政府开支。

    我觉得减税就是中国的一改革、发展的牛鼻子。我过去说过,上一次讨论我说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的牛鼻子,因为国有企业的杠杆利息高,国有企业通过负债的方法获得主要的社会资源配置的能力,国有企业占有的新增加的货币发行大概接近90%,使得新增部分大大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这是中国经济的全面的改变,导致了我们艰难的经济。我们要改革政府怎么概念化,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减税,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对稳定增长有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能够刺激企业的投资,能够刺激企业的创业行为,能够刺激消费,所以短期来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对调结构是很有利的关键措施。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政府减少开支,减少政府的权利太难了,难上加难,比等天还能,但还要登上去。我觉得应该把减税的措施放到政府改革的非常关键的地方。大家知道现在经济的回落,财政本身又面临相对困难的局面,过去我们政府的收入最高的年份达到30%多,现在财政收入只有8.6%,增长速度已经是历史性的降低,已经比较低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减税,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是很大的挑战。从我们实际感受来看,税收的降低,对我们长期调整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们短期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必要的。但是难度也非常大,我们也期盼,也关注政府在这方面必要的措施。降息都来到了,那么降税它还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