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杰 教授

丁志杰教授:
非常容幸有机会参加人民大学的经济分析预测的报告,尤其是曹老师讲了,使我们报告的品牌又多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延伸。和这个论坛主题配合,我评论的祝贺是“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对外金融政策重构”,我同意曹老师在前面的报告里面所提出的加入SDR以后中国面临的金融大开放。我过去一直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支持者,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同时我在过去几年更多的关注和呼吁我们开放的路径可能是错的,如果在这样一个错误的路径下,中国可能无法避免其他国家面临的遭遇,就是开放带来的危机。中国进入十三五,加入SDR以后,中国在新的全球视角下怎么重新设计自己的开放和对外金融政策进行调整。
从这点出发,大家都知道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很复杂,汇率出现贬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减少。特别是关于外汇储备,大家知道2014年6月份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到今年1月份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有3.2万亿,也是超过全球的四分之一。就这样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在中国外部形势逆转过程中,大家都在担心中国外汇储备够不够的问题。那就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够,其他国家会不会够?这里面可能有短期投机的炒作,还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家都知道教科书里面关于外汇储备充足率的指标法,就是特里分提出来的,就是三个月的进口。他把储备是否能够满足弥补国际收支和国内需要,是和进口挂钩。和进口挂钩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就是你的经济发展需要,为了避免进口受到冲击,所以你需要外汇储备。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新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也是讨论在进入21世纪以后,外汇储备充足率怎么衡量。这个报告里面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一个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和进口没关系,和什么关联性更大呢?和出口。出口就是外需,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的反映的是应对外部的冲击,而不是你内生的需求,过去和短期外债也有比较,我们发现在新的指标体系里面,除了进出口贸易以外,我们还引入了短期外债,但是发现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充足率关系不大。而是其他的债务发展,就是中国发展债券市场,保持对外部资本吸引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M2。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这个政策报告,和M2有关。这个调整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外汇储备面临的总需求主要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
如果我们这样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21世纪和20世纪有什么区别?那就在于,可能在包括中国这些国家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你全球治理的要求。这个报告也有些测算,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一年外汇储备成本相当于GDP的0.5%,我们的前校长,现在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教授曾经算国国际铸币税,我最近也在算。作为我个人敢确定说的就是中国外汇储备成本是超过1%的,甚至有可能在GDP的3%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外汇储备的成本来源于什么呢?资本项目的开放,就是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一项政策。最近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本的流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就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你要融入全球化的时候的一个入门费。可能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在目前的国际环境面临着被“减羊毛”,这个对中国其实也是有非常深刻的教训。我只举一个数据就非常触目惊心,2008年年底,中国对外净债权是1.5万亿,到去年9月末中国对外净债权依然是1.5万亿。曹老师报告里面也提到了,中国这么多年经常帐户,特别是贸易市场是庞大的顺差,我们去年贸易顺差是6000亿,按理说我们对外净债权是急剧增加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净债权没有增加。就意味着我们通过经常帐户,通过贸易赚到的美元这个毛收入,通过金融渠道的亏损全部白送出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们算了以后,发觉从2009年到现在中国对外输出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储蓄,我们的收益是多少呢?负的1.3万亿。也就是说你给了10万亿美元给别人使用,你还附给人家、倒贴1.3万亿利息。这就是现有的体系和我们开放的路径选择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知道中国也在反思,也正在做出一些调整,这个调整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就是中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路径,过去我们讲资本帐户可兑换,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在我们经济学里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后来我们发觉一个国家如果说对资本流动不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话,这个国家必然会时时面临冲击,被减羊毛。大家知道最近对中等收入陷井存不存在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点,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所谓高收入阶段就会停滞?最重要的一点,一方面是内部结构调整跟不上,还有一点就是国际环境的遏制,就是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减羊毛来源,一方面你不断长,另一方面他不断减,你发现你永远落后,永远进入不到所谓高收入国家的俱乐部。
第二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们的学术界没有很好的发挥我们对政策纠偏的作用,我们更多的学术研究是拿来主义,但是我觉得人大很接地气,包括前校长陈雨露一直强调我们要研究中国问题。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所谓的主流理论误导,特别是我们讲资本自由流动,其实资本和劳动力是两种生产要素,从理论上它的效应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千变万化,每年移民指标都不一样,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移民,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说全球应该统一移民政策,你会感觉这是一个笑话,你觉得都很可笑。但是,你会发现发达国家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一律开放资本帐户,实行资本自由流动,你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合理性。
第三点,我们一直在强调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其实货币的可兑换就是赋予本国货币的持有者自由兑换的权利。我们要问谁是本国货币的最初持有者?其实是本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是我们。当然,我们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我们讲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比如在座学经济的都知道想到对外国资本和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其实对本国的投资者、本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实现货币可兑换,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允许外国资本和投资者自由进出,反而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发展的需要。所以小川行长2015年4月份在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提出来,中国外来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管理的兑换,我今年也写了一个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这些国家融入到全球化之后会不可避免出现危机?我觉得中国已经在危机的路上了,关键是我们如何把这种危机成本减小。一个就是说这些国家的货币会是国际货币,美国的外汇储备不足千亿美元,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加起来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为什么他不出危机?货币是国际货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要坚持,但是过去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错了,我们过去人民币国际化说使得中国人把人民币资产置换成在国外的外汇资产,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在9-10%左右,而我们持有海外资产收益只有3%左右,这个置换得不偿失。所以未来国际化的方向就是使得人民币被接受,使得中国可以对外输出储备和投资。
最后,我们不仅是短期的国际政策协调,还要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要把有管理纳入到目前没有体系的体系的牙买加体系中去,这个里面可能SDR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SDR,中国人欢欣鼓舞,说有标志性作用。但是我告诉大家,据我的研究,SDR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呢?各国分配的SDR,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其实不是,为什么不是?它其实就是国际多边组织实行的一种多边的信贷额度,就是你拿到SDR以后,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它做抵押,跟其他国家换多少所谓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美元、日元、人民币,它是个信贷安排。而且美国一直在遏制SDR作用的发挥。所以,我想发挥SDR的作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扩大SDR在全球的融资安排和援助中的作用。第二,也建立以SDR为基础的全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我想目前正在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我们也非常期待9月份的首脑峰会。如果在这个领域,中国是有义务和有责任推进有关改革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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